狐不举(《再谈1566》（一）我的历史观)

（一）我的历史观

17年3月份的时候，我结束了关于《大明王朝1566》的系列文章，从那以后又补了三篇人物传，基本上没有特别再回答过关于这部剧的问题，只是一直在关注着这个话题，转眼已经两年了。

这次动笔写一个“再谈”，是因为还有话想说，之前言犹未尽。现在回看，当时的我在很多地方写的都不好，譬如写海瑞一篇中所谓“七个境界”，现在看来颇为小气，这样的情况很多；再有就是，希望能够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从而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

重新开篇之前，或许应该专门拿出一个篇幅，来谈一谈我的历史观，这决定了我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写接下来的文章。

《大明王朝1566》所讲是否是真实历史呢？答案众所周知，并不是，诸如改稻为桑一事纯系子虚乌有这个点，很多观众都早就说透了。那么既然它讲述的不是真实的历史，为什么再提到这部剧的时候，我作为作者要首先谈自己的历史观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先回答，所谓“历史观”应该如何理解。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历史观也基于对基本问题回答的不同分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

但我们这里不需要这么复杂，可以将“历史观”理解为“如何看待历史”，这个“如何”里既包括方法，也包括角度，在此之外，还要加一点艺术。

《大明王朝1566》是虚构而非真实，这一点已经提到过了，那么为什么在谈这部剧的时候要将其归于“历史观”的角度呢？因为《大明王朝1566》的虚构虽然不基于历史事实，但是它忠于历史规律，是在编剧刘和平先生对于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之下，基于历史规律而杜撰出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在历史上并未发生，但是却可以理解为，是同时遵循同一历史规律下的平行世界发生的故事。

所以在我个人来看，我之所以始终都对这部剧怀有极大的热情，根本原因在于我想拨开戏剧的迷雾，看清楚背后刘和平先生想表达的真相，这个真相是促使刘和平先生创作的动力，也是他最想表达给我们这些观众的东西，可以认为这个“真相”就是刘和平先生的“创作内核”。

这是我这次写作的目的，那么回到我的历史观，我们要先回答方法上的问题。

如果要我给自己的文章提供一个写作方法，我一定不会再采取当初的模式。

我之前的十四篇文章说是一个系列，但其实本质不是，因为那些文章发表在知乎问题的回答之下，既然是回答，我作为一个回答者，要做的最核心的事情是要回答清楚提问者的问题。而我是在这个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顺序回答了这些问题，将它们尽量串联在一起合成一个系列。“回答问题”的优先级是要高于“珠联璧合”的。

而那些提问者的初衷，绝大多数都不是要提问我之前提到的“创作内核”，而是基于对于剧情的疑惑，这些疑惑有的是针对人物，有的是针对情节，还有的两者兼有，但都没有一个问题剑指心脏。

而我的水平太有限，直到现在，仍然只能说非常有限。我自己在最初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想过我要接触它的核心的想法：那时的我关注点也在于皮肉，诸如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的牌子买田又改成赈灾到底怎么回事，这样的问题长篇大论固然可以，但其实意义不大。

我们现在有很多剧评人，长篇累牍的写，恨不能把电视剧一帧一帧截下来分析，一集能拆十篇文章，把演员每一个肢体动作都理解成别有深意，或是过于细致的追求细节，就会让写剧评变成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就像乾隆皇帝说刘罗锅儿，“又来朕当我这儿扣砖缝。”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些剧评人的文笔，但是“扣砖缝”的实际意义是不大的，这当然也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我认为读书也好看剧也好，能做到“不求甚解”这个境界最好。我们当然要“解”啊，不理解不吃透的话这个作品我们就白看了，但是不能“甚”，凡事有度，是老祖宗留下的醒世恒言。这也是我这次写文章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我不是要在这里讨论剧情如何，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写作，更接近刘和平先生的原意，更接近张黎导演和一众主创人员的原意，同时引发我自己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引发自己的思考，这一点必须单独列出。我们片面的去学习吸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大明王朝1566》它只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仅此而已，它绝不是什么“圣经”。这里插一句题外话，连真正的《圣经》都不是“圣经”，比如天主教派里的现代派就是教会里研究《圣经》却根本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这不矛盾，因为他们以“哲学角度”来看待《圣经》。

说回《大明王朝1566》，它仅仅是刘和平先生的一家之言，纵然可以认为刘和平先生的史学造诣、文学造诣都已臻化境，可要说能超过真正研读明史的专业人士，那恐怕是不服众的，因为说到底，刘和平先生是作家而不是史学家，他的作品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史学论文，就连史学论文都有商榷余地，更何况一部文学作品？在此我们还要重复“文学四要素”，“作者、作品、社会、读者”。我们读者本身就是“四要素”中颇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作品本身有直接的影响力，而不是只被动的接受。我们可以认同，可以不认同，但是要在其中发挥出自己的思索，而绝非简单做一个听客。

由此也可以认定，诸如“看懂了大明王朝就懂了政治”、“《大明王朝1566》就是官场教科书”、甚至知乎上出现的“《大明王朝1566》体现出那些厚黑学？”这样的问题，它们不仅有失偏颇，还非常浅薄，实在不值一驳。

破而不立，不如不破。我既然提出上述的方法我认为不可取，那么我必须回答出来，我认为什么样的方法可取。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怎么办”，具体就是到底要怎么开展我的文章。

我最开始就说了，我这次动笔写文章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我想更贴近刘和平先生的原意，然后试着去认识他的想法，再结合我自己的看法进行一场自我讨论，这就要求我必须“拨开迷雾看清事情的本质”。

一个人的想法决不仅有一个，更何况刘和平先生这样的大家，他不会只表达一个“君臣共治”或是“封建王朝的局限性”就满足，他一定是从历史规律和人类天性的多重角度出发去创作的，他思考的一定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这些思考就是这部剧的骨骼，在此基础上塑造的人物是血肉，发生的故事是动作。

画龙画虎难画骨，但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事情，拿掉“海瑞”“嘉靖”“赵贞吉”这些面孔，把他们代表的东西还原出来，就是我要做的，这就是我重新认识这部剧，提升我自己的方法。

再往深一步说，这也是我看待所有事务的方法。我酷爱《红楼梦》，但直到今天，都不敢说自己看过，因为不懂的地方太多。我非常尊敬近代的红学家，但我更喜欢看他们通过《红楼梦》研究封建王朝的生活，或是探微作者在创作时的心路历程，比如通过各种版本删改的对比，就能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这些研究让我非常赞叹，我在其中受益良多。刘心武先生就是我读《红楼梦》的引路人，无论网络上怎么批判他，我读过他的书知道他到底哪里有价值，不需要别人肯定，也不因自己读《红楼梦》的“老师”是他而感到羞愧。但我对作者到底是不是曹雪芹，作者到底什么背景，书中人物是否真有原型，原型又是什么人，统统都不感兴趣，这些东西有意义，但意义不大。

我关注的，是背后的历史规律和人类天性，一个客观一个主观，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在抛开主观色彩的情况下找到背后客观的历史规律，我关注它，但我不是学历史的，我是个作者，我更要关注人性，关注人文素养。

我是个作者，写得是剧评，评的一部电视剧，所以文学性是我必须要考虑的，但是在《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的相关文章上，因为它的特殊性，所以考虑文学性的基础必须是历史观，这一点不能动摇。

那么角度呢？回答了认识方法，那么认识角度呢？

还是我之前在写十四篇的时候就已经提过的老生常谈，“看待历史之人物，要有了解之同情。”

“了解之同情”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当时是谈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先生的本意不用深究，跟我们这个话题关系不大，我这点见识也深究不明白，这里要说的是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

“了解之同情”不是我这两年自我修行以后又回来写东西才有的想法，我在当初第六篇写赵贞吉的着重说了这个，那么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拿他举例子。

刚才说了，我希望自己能尽可能的贴近刘和平先生的原意，虽然这很困难，而且十有八九正确率不高，但这无所谓，因为在这个过程之后，我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对我来讲更有价值和意义。

刘和平先生笔下的这个赵贞吉，非常难以形容，我个人的感觉他对这个人物很不喜欢。他把赵贞吉塑造成了一个非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不是“典型”是“非典型”，他从来没把赵贞吉直接扣上诸如“媚上欺下”“别有用心”“色厉内荏”“道貌岸然”等等这样的帽子，而是通过各种剧情推进和其他人物的言行，把赵贞吉放到了舆论中心，他到最后一身污秽，最有趣的是，你分不清这些污秽是他自己弄的还是别人泼的。

换句话说就是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你要觉得他真像嘉靖说的是个“英雄好汉”，只不过被事实所迫成了不得不低头的人，是可以的，反过来你如果觉得他就是个“君子剑”，最后没成功，在满朝文武面前暴露了自己“修炼葵花”的本质，那也可以。

这本来就很麻烦了，偏偏饰演赵贞吉的是徐敏老师，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反正他实在是太擅长演这种角色了，我想不出我认识的演员里有谁比他更适合演剧中的赵贞吉，他很多角色都是这样的，比如我们都熟悉的《雍正王朝》里的胤礽，还有《牟氏庄园》里的牟二爷，就是你特别不好评价他的那种。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只要提到赵贞吉，准掐架，要不是最近吕芳和徐阶也被拉出来“扒一扒”，赵贞吉简直在这方面就是一枝独秀。确实也是，心平气和的让每个观众评价一下赵贞吉，可能都不好说，我们在这里也不打算讨论他的是与非，我还要继续谈我的“了解之同情”。

想正确看待他，那自然就得了解他，了解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换位思考，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然后我发现我和赵贞吉还是挺像的。如果是我，遇到赵贞吉那样的处境，我多半会做得跟他做的差不多。

比如在陈洪用王用汲逼迫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十有八九会说“朋党”，因为不说朋党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像高拱那样“我就不说你能把我咋的，打不了罢官撤职！”我会觉得这很鲁莽，解决不了问题，亲者痛仇者快，你的政敌巴不得你赶紧一赌气滚回老家种地。

那我要是不说朋党，我说“不是朋党”？好像也不对。海瑞骂皇帝，我横不能说皇帝该被骂，那就是海瑞不对，那海瑞他要是不亏心，他为什么撺掇王用汲离开京城呢？事实怎么样放在一边，理是这个理啊，你总不能说一个目无君上的人，对友情非常重视，值得肯定，这在封建王朝不像话啊。

那皇帝到底对不对啊，从我内心角度，就是一千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觉得“天下无不是的君父”，错全是严嵩他们的，但要是这么说，狗爷俩一死就合该天下太平啊，那怎么高拱在户部还欠着官员俸禄？怎么李春芳在兵部还给不出足够的军衔让戚继光、俞大猷他们打仗？怎么我还得从灾民身上扣出来六十万两雪花白银？

难道真是皇帝错了？那如果皇帝错了，我们这些听从皇命的文武百官，是不是全错了？那我们这些人一起撑起的这个大明王朝，是不是全错了？整个大明朝都错了么！？

我要是赵贞吉，我想到这儿我都不敢往下想了，但我觉得，我能想到的，赵贞吉一个心学名宿，他怎么能想不到呢？诸位，包括我在内，咱们是旁观者啊，咱们才是站在干岸上看着船翻，那他妈的大明朝是对是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他不行啊。

他这辈子什么都没干，他就当官了。从剧中只字片语看出来这位赵大人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敢说话的，只不过剧中一出场的时候就已经是精明的官僚了，尤其跟胡宗宪一对比，伤害拔群。小说里的赵贞吉，一听到“入阁”俩字眼睛都放光，这不是我杜撰，刘和平先生明明白白就是这么写的啊，也幸亏徐敏老师没有黄鼠狼的基因，演不出来俩眼放光。

所以说，“了解之同情”好像在这里发挥不出作用，我们上哪了解刘和平先生写的赵贞吉呢？这个东西很玄幻，只有写作的人才能懂，就是当你落笔写出一个人物以后，他就好像有了思想，很多时候就是冥冥之中你觉得“这个人物会这样做”，但这实际并不完全取决于你最初的设定，写着写着他带着你就走了。所以我们首先不能了解刘和平先生，先生不一定完全了解他笔下的赵贞吉。

那这个事情真是好麻烦啊。

不能了解别人，那么我们了不了解自己呢？

我在刚才把自己想成赵贞吉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个问题，虽然我或许和他的决定一样，“朋党”嘛，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是一样的人呢？

不是。我非常了解自己，“坐在岸上观船翻，以博直名”这样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对海瑞说出口的，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我哪怕只见他一面听他说一句话，我都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可能自己清正刚节不食人间烟火，像我这样崇尚自由洒脱的人是没法跟他相处的，但我尊敬他，不会说这样的话。

我如果出生在古代，不出意外我会是个非常忠君的人，因为生活里我也很忠诚，这是我自己为数不多可以说出口不用脸红的优点，我就是很忠诚。我有自己的理想，从小接受家里的教育就是修齐治平，那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要做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

如果我是一个负责人，我也不喜欢不听话的下属，我会听从别人的意见，但是当我一旦决定了，我不允许下属不按我说的做，因为我充分理解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可能有千百种解决方法，但最后总得走一个路，这个路一旦决定，最好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跟着走。决策者做出的那个一定不会是最好的，他只要保证不是最坏的就可以了。

为了达成一件事情而使用某种方式方法，或者称之为手段，是可以理解的。“武功没有对错，看使用者的心”，我一直这么想，只会横冲直撞的是莽夫，想做成一件事情，恰当的迂回是可以的。适当的放弃妥协都可以，但不能忘了自己的终极目标，必须非常清醒，而且矢志不渝。

这是我自己对于世事的看法，虽然我现在只是个普通学生。还用不上，但如果我在赵贞吉的处境里，我会想到这些，基于这些或许我的选择跟他一样，所以我才同情他。

可我不是了解他，我是了解我自己。

所谓“了解之同情”，是你要了解自己，是你要知道，通过你的眼睛你的心，你想找到什么，你想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我有很多男神，比如歌手里最喜欢林俊杰这是不用说的了，演员最喜欢张智尧，但如果从人生这个大角度去看，那我的男神从小学三年级到现在都没变过，从来没变过，就是诸葛亮。

只要有诸葛亮在场，我的目光就没有办法从他身上移开，无论是《梦三国》、《真三国无双》、《三国志》、《三国杀》、《英雄杀》、《300英雄》、《王者荣耀》……里面的诸葛亮形象我如数家珍，《王者荣耀》诸葛亮全皮肤第一时间入手，前几天排位刚打满八百场，就这么硬核。

我也无数次读《出师表》读到眼眶泛红，上一次是在成都武侯祠那个挂画前面，因为关注诸葛亮，因为喜欢诸葛亮，因为崇拜诸葛亮，所以也推崇王猛、慕容恪，推崇岳飞、文天祥，推崇所有以德行闻名却能因实干而名垂青史的人。

所以我看待历史的角度是什么？不是说我非要去弄清楚他们的是非功过善恶对错，这些东西我有我自己的评判标准，哪怕有一天，铁证如山，告诉我诸葛亮是个欺世盗名之辈，告诉我那些我无数次动容的“政治童话”全是假的，我还会相信，我还愿意相信，总有人正大光明，我还愿意相信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山岳，在日星。

我在写第一篇人物传的时候根本没思考，第一篇就必须是胡宗宪，写完以后有人质疑，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才把胡宗宪写成这样伟光正的人物，我当时的回答是“可我相信总有的。哪怕没有，我也可以自己做。”

我没有胡宗宪那样的将帅之才，我就是个笔杆子，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内心向往光明，“若有笔墨能消磨，或写春秋伴王榻”于我来讲，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因为什么，总之除了诸葛亮，没有任何人物对我有这么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一生对他的推崇，我就已经注定了本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当我翻阅中华的故纸堆，我也就只有这一个角度，为了养吾浩然正气。不会因为历经世事而改变，不会因为备受挫折而改变，不会因为偶像幻灭而改变，因为这种信念经由这么多年读书写字，已经深深印刻在生命的最深处，“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所以只要是让我来写正剧的剧评，就只有这一个角度，更何况是《大明王朝1566》？有一首古风歌，河图作曲、狐不举作词的《寸缕》，里面有一句歌词我从听到的那一刻，就觉得非常适合自己，直到今天都引为座右铭常常吟咏，而在看完《大明王朝1566》以后，我在这部剧里感受到了一模一样的力量，所以将那句歌词作为我全篇的结语。

“始自情热激荡，从未敢终于世事炎凉。”

我有这样的角度，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有的东西就如同皎皎明月，无论顺着什么样的法指去看，都是那个月亮——比如“忠诚”、比如“真理”、比如“正义”、比如“公道”。

比如“仁”。

海刚峰为国为民披荆斩棘，历经千难万险世事无常，撇下老母、弱妻、孤女，一人、一伞、一蓑衣，踏上这条路就没回过头。你可以不喜欢他，不认同他，但谁也不能抹灭民族脊梁，不能诋毁赤胆忠心，这是背叛。除此之外，各有经历，自有角度，尽可各抒胸臆。

这就是我的历史观，我看待历史的方法和角度，就在此了，清楚明白，供君一阅，至于加的那一点艺术，那就是往后的事了。

《大明王朝1566》是影视作品，是艺术，可它背后蕴藏的巨大潜力，承载着刘和平先生对中华两千年历史的深刻见解，可它到底不是历史，它是文学范畴内的东西，因此无论基于它本身的表达形式，还是我用来记录思想的剧评，再考虑到我只是个写字的作者，我最后呈现出的东西，也都只能是文学范畴的，但是必须都建立在历史观之上。

我啊，想要通过这部剧，把这个世界的前世今生再看得清楚明白一些，所以必须先说清楚，我自己到底是有着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