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公费留学第一人自述留美履历：这两年奠基了后半生的基本...

本年是变革开放规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公布后的第一批学士毕业40周年。作为77级北大人的出色代表和变革开放后开始公费出国留学的北大毕业生，海闻传授克日撰写文章，回忆了本人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的难忘履历。

海闻自述 | 洋插队：我的公费留学生活

2022年，作为变革开放规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公布后的第一批学士，我们毕业40年了。与大大多同砚开头事情或考研讨生不同，我毕业时选择了公费出国留学。事先，变革开放才刚刚开头，高校基本上照旧方案经济体制，大学生毕业都是依据计区分派事情或在国内考研讨生，像我如此不到场分派也不考研而立刻公费出国留学的，在当年的北大，算得上是第一人。

作为公费留学生，统统必要靠本人，如同当年中学生下乡插队一样。因此，各位谐称为“洋插队”。我在东北边“土插队”九年之后，又在大学毕业后开头了本人的“洋插队”生存。最初两年的留学，靠的是勤工俭学，履历了种种挑唆，也取得了人生中不同寻常的训练。

缘起

但是，出国留学的想法并不是一开头就有的，事先能考上大学就以前是不测惊喜了。出国留学？连梦都没有做过。最初萌发去兴旺国度留学的想法，泉源于两件事变。一是变革开放开头了，我们敬仰邓小平的眼界和才能，以为周恩来、邓小同等人之以是可以站得高看得远，是由于他们到兴旺国度留过学，学过知识，见过世面。二是1980年北大开头向外洋差遣留学生，而我的下铺兄弟易纲就是首批三人之一。出国留学，仿佛以前不再是不成想象的事了。

有一次，我们一些同砚拿着方凳在学校大饭厅看影戏。影戏放映前，各位无事谈天，聊到了出国留学。在哀叹公派名额仅限时，我突发奇想地说，要不我们给华国锋主席写信，让国度允许我们像当年周恩来、邓小平那样到西欧国度去“勤工俭学”？几一局部越说越兴奋，恨不得影戏不看了，立刻回去写信。不外，等看完影戏回到宿舍冷静下去，各位也就再也没有提起此事。固然给华主席写信的事不了了之了，但想法公费出国留学的“种子”已播在了我的内心。

哀求

固然，“种子”的抽芽照旧必要有外部条件的。不久，旅居美国的二舅返国探亲来了。二舅曾是百姓党的高官，与阎锡山、马鸿逵等很熟，又帮陈纳德、徐恩曾等做过事，1949年去了台湾，50年代移居美国。他晚年十分想家，获准回上海和杭州探亲。我们虽无晤面，但他听说我在北大上学，很兴奋，就对我妈说，我若天然会去美国学习，他和同在美国的大舅都市支持。

于是，公费出国留学的想法开头有了完成的时机。但是1980年的中国，变革开放刚刚开头，中美也刚刚建交，关闭已久的中国教导界，对公费留学的事既没有政策，也没有信息。问了不少人，都不晓得怎样办。

光阴不负上心人。颠末到处探询，我基本搞清了哀求途径：一方面，本人直接写信给美国学校哀求开学，同时要有帮助者提供经济包管；另一方面，在北大哀求公费出国留学，构造赞同后才干哀求护照等。于是，从1980年春季开头，我启动了公费赴美留学的哀求步骤。

起首，要找美国学校的信息。由于30多年的关闭，北大图书馆中他国学校的材料很少。听说北京图书馆材料比力多，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行15公里，到事先坐落在北海公园旁边的“北图”去查材料。

当时没有复印机，查到学校的地点后只能一份一份地用手抄下去，然后将哀求质料一封一封地用国际航空寄往洛杉矶四周的各个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校区。当时中国既没有GRE测验，也没有托福测验，英文水平只能用大学英语课的成果。我们也没有电脑，连英文打字机都没有。除了学校的成果单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其他大局部哀求质料（如一局部报告等）都是“手抄版”。

别的，我必要本人把中文的课程称呼翻译成英文，有些课程不晓得怎样翻译，我就去问厉以宁教师。他事先给我们讲“东方经济学”，以是我以为他应该最懂。厉教师十分支持我出国留学，仔细肠帮我校正翻译。有些课程称呼他也不确定，就到坐落在静园四院的经济系材料室去查。他这种体贴学生且又谦虚审慎、一丝不苟的精力让我深受冲动。

同时，我开头向北京大学校方哀求公费出国留学。在变革开放不久的1980年，从北大中途辍学公费出国留学照旧一件新颖事。学校让人事处来处理这件事，人事处派人接待了我。不知是由于我给他们添贫苦了，照旧由于他们以为我崇洋媚外，总之，他们的态度不怎样友好。但不管怎样样，他们最初照旧承受了我的哀求，说要等上司部分同意。

几个月后，美国的学校连续有了复书，大多学校说我的哀求过了停止期，接待我哀求下一年的。不外，我照旧收到了加州州立大学长滩校区（CSULB）经济系的登科关照书，赞同我作为 “转学生”（transfer student）开学。

我的第一本护照

登科关照书有了，就等着护照了。从1980年秋开头哀求，不休到1981年的6月份才办好出国护照，听说照旧北京市委批的。随后，我就拿着护照、二舅提供的经济包管质料、美国大学摒挡签证的I-20表，准备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

签证

美国大使馆设在北京太阳区光芒路。从东南角的北京大学到东南方角的美国大使馆，有20多公里。6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我借了辆自行车，晃晃悠悠地骑到那快11点了。保镳看了我的证件和质料后，就让我进到一个客堂，坐在沙发上期待。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美国签证官，看了我的质料，跟我简便地聊了两句，就把我的护照等质料收下了，叫我回去等关照。“啊？这么简便？这么快？”原本的告急和担心一下子全没了，我的出国留学梦居然将近完成了。

拿到签证后不久，我就去找81岁的系主任陈岱孙分别。陈岱孙传授1920年留学美国，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28年开头承继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1953年院校调停厥后到北大，不休在北大经济系承继主任。陈岱孙传授是一代宗师，德高望重、学问广博，却又夷易近人。师生们都亲密地称他“陈岱老”或“岱老”，而我更以为他像爷爷一样可亲心爱。

1981年6月19日取得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赴美签证

陈岱老很支持我公费出国留学，但听到我以前办完签证要走，就不解地问我：“为什么那么发急？”我说，“我想早去早回”。熟习美国高校的陈岱老就说：“你如今作为转学生出去，照旧读本科。我们很多课程美国大学是不认的，而他们的很多必修课我们又没有上，你光补大学本科的学分就最少要两年，早去并不克不赶早回。”我一听，登时停住了，但以为确有真理。

陈岱老接着说，“你们另有半年的时间就毕业了，为什么不比及毕业再走呢？北大的学位也是很紧张的，值得爱惜的。”“别的，北大的学位，外洋大学是承认的。他们不会再去看你修了什么课程，而供认你的学士学位，你就可以直接哀求攻读研讨生了。”

陈岱老的一席话如露入心，醍醐灌顶。我回去后立刻做了一个紧张决定：推延开学，在北大读完再走。于是我给美国学校写信要求推延半年开学，他们居然也赞同了。同时，专心致志地开头找导师，准备毕业论文。

我办好签证不走了的消息让很多人很震动：“这么好的时机你为什么不走？”“夜长梦多，如今不走，一毕业就要到场分派，到时你就走不了了。”面临种种劝告，我仍无犹豫，也不后悔，由于我并不是逃难，并且我也信赖推延开学不应该影响我再次取得签证。

一晃到了年底，完成了毕业论文后，我又该去办签证了。由于事先去美国留学的签证都是一次性的，且三个月内好效，我6月份的签证天然以前过时了。12月下旬的一个早上，我又像前次一样，从北大动身，晃悠晃悠地到美国大使馆时已10点多了。没想到半年之内，赴美签证产生了宏大的厘革：不仅没有人请我坐在沙发上等签证官，并且如今连大门都进不了，由于当天的签证口试名额以前没了，必需明天早一点来列队。

为此，我当晚住在了一个北京同砚的家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冒着严寒赶往美国大使馆。我以为本人很早了，后果以前有很多人在列队了，另有人发号。固然不是官方的，不外各位还都认，最少拿了号可以走动走动，不必不休在严寒中列队等着。

各位一边期待大使馆开门，一边互相探询签证情况。我不愿多说，只是听听。不少也是去公费留学的，但都不是在校的大学生。签证开头后，每出来一个，不少人就围上去问。但是，签没签过，从一出来的心情就能猜到，真有不少被拒签的。快到中午的时分轮到了我，这时我以前在外期待四、五个小时了。签证还挺顺遂，签证官很轻松地和我聊了几句就给重新签了，由于毕竟是北大的，并且上一次以前签过了的。

赴美

拿到赴美签证，完成论文争辩，我就开头准备出国了。美国学校的寒假主要围绕圣诞节，以是一过元旦不久就要开学了，而此时中国的学校春季学期还没有完毕，寒假要从一月份中下旬开头。我们77级由于规复高考，推延到1978年春季开学，毕业也推延到了1982年1月。我急着要赶到美国去上课，不得不哀求事先离校。

没想到这件事变并不很顺遂。我在摒挡事先离校手续时，人事处的一位干部诘责我，“你如今以前读完北大了，为什么还要去读美国的本科？岂非我们北大的本科不如人家美国的本科吗？”一句话说得我真不知怎样回复，只好说，“我哀求的时分北大本科还没有读完，以是只能哀求本科，如今读完了，我可以去读研讨生。”幸而他没有卡我，让我准期办完了离校手续。

临毕业前，一些同砚聚在一同开了个“分休会”，我是第一个走的，天然要多说一点儿。不知怎的，我那天夜晚有些伤感，说着说着眼角有点湿润。大局部同砚都准备开头事情，且都是一些很好的事情，因此都很轻松愉快。

十几个同砚考上了研讨生，持续在北大或北京其他研讨所学习，也很开心。而我到了而立之年，还要只身前去一个生疏的国度去拼搏。我忽然有了一种当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的以为，乃至比当时的以为愈加悲壮。下乡时毕竟还年轻，初生牛犊，什么都不怕，并且一同去一个县的就有整整一列车知青，仅中学同砚就有二十多人。

这次去美国只是孤身一人，没有伙伴；不是公派，没有人管，各方面都要靠本人；言语又不可，不知可否把学位读下去？总之，颇有当年去黑龙江插队落户的以为，一种勇士即将出征的心境。

1981年12月27日，我离京回杭，二十多个同砚到火车站送我。各位在送我的日志本上署名怀念，此中金立佐和刘星星同砚还热情满怀地写了诗词。立佐是我37楼210的室友，他写道：

“不使离愁感受，却转衷肠；燕园四载二一〇，君莫忘，几多回，论千古，思搏击，求国强；丹心滚烫欲出，暖和冬末之寒冰，催发春华之芬芳；今与君，同学送别在车站，明迎君，才疏学浅在机场。”

星星写的也让我冲动：

“坎坷复坎坷，奔忙又奔忙。男儿自有志，砥砺不成磨。为践复兴志，修业赴美国。此去两三载，他乡难处多。愿君多保重，寒暖挂记头。天下一何大，登高放眼阔。学成凯旋归，同唱四化歌。”

可见，当年的出国留学是何等的盛大。

回家后不久的1982年1月16日，我乘坐从上海到旧金山的中百姓航班机CA983动身赴美。但是，我要去的学校在洛杉矶南面，我的两个娘舅也都住在洛杉矶。但是，事先我们不晓得怎样买到洛杉矶的机票，而中百姓航仅有飞旧金山的航班，也就只好买了去旧金山的机票。想想旧金山和洛杉矶都在加州，应该相差不远。在美国有高速公路，各位都开车，从洛杉矶开车到旧金山应该也用不了几多时间。

颠末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我到了旧金山，入关时费了一些时间，想二舅一定在外表等急了。但是，等我推着行李走出海关分开接人的大厅时，基本就没有看到二舅，也没有任何接人的牌子。心中不免一阵忙乱，二舅没有接到电报？大概电报没有说清晰？日期或航班信息搞错了？

我不知什么情况，没有电话，也不晓得怎样打电话。等了约半小时后，我开头思索本人找上门去。依据我有的地点，我探询到距离和公用交通办法。听后就傻眼了：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好莱坞我二舅家相距600多公里，飞机必要飞1个多小时，远程汽车约8个小时，最主要的，我身上仅有出国时允许兑换的40美元，基本不成能付出旅费！

没有办法，我只好持续等。又等了半小时支配，只见二舅急遽赶来，原本他是从洛杉矶坐早班飞机过去的，然后我们中午再一同坐飞机回洛杉矶。他跟我说，你们以为美国的汽车跟飞机一样快，几百英里一会儿就到了？你为什么不直接买到洛杉矶？我只好静静地听着，要晓得我们事先对美国真的了解很少。无论从信息上照旧认知上，我都仿佛来自另一个天下，统统都要重新学起。

言语

初到美国，进入加州州立大学学习，我立刻面临三大挑唆。

第一是言语的挑唆。我们最早学英语是在初中，学的很简便，然后就是文革和上山下乡，在黑龙江悠远乡村待了9年后基本忘光了。77年高考不考英语，但上学报到后就来了个英语检验，然后依据水中分了“快班”和“慢班”。检验的后果，我天然去了慢班，从ABCD开头学。

大学学了两年英语，每周四个小时。我的英文课成果不错，都是“优”，但实践水平我很清晰，背了一些单词，学了一些语法，但基本不克不及对话。当时也没有“新东边”可以课外补习，以是两年下去基本只能靠查字典读点英文文章。

出国前反复练了一些白话，没想到一到美国就发觉本人几乎就是一个“哑巴”和“聋子”。入关处由美国移民局的人稽核护照签证，我碰到的是一个黑人女官员。她问了不少话，我没怎样听懂，我说了半天，她仿佛也没有明白。时期她说了好多次“ya”，我不晓得什么意思，厥后才晓得这是“yes”的意思。不得已，她叫了一个翻译，估测是香港来的，平凡话不是很标准，不外总算把必要的信息都搞清晰了，顺遂过了关。

固然赴美前学了一些英语，但多是英式英语，也是比力标准的白话言，在国内跟美国人谈天，他们也存心放缓了语速，以是以为还能听得懂。到了美国，发觉他们发言太快，并且很多跟我们册本上学的不一样。

好比，美国同砚见到我说，how’s it going？我就想，什么意思？只听到了going，就说：I’m going to class. 岂不知人家是问候，但我只晓得问候是 how are you, 不晓得这也是平常的问候。别的，很多单词的发音跟我原本学的也不一样。为此，还真的出了不少洋相。

更挑唆的是上课。教师讲的很多东西听不懂，加上很多外籍教师，口音很重。一位希腊裔的传授格罗萨可斯（Glozakus），人很好，也很耐心，就是语言太快，卷着舌头，一连串的词翻滚着出来，我都以为听到的不是英语。幸而他的课是计量经济学，我听不懂但能看懂，以是成绩不大。

另一位匈牙利裔的传授Stern教的是大局经济学，他的板书很少，大局部时间就是在讲，我很快就跟不上了。不得已，我买了个小灌音机，准备把他的课录下去，回去反复听。谁知第二天我刚录了不久，他就走到我跟前问，“这是什么？”我说，“灌音机，我想回去再听听”。他不客气地说，“我不喜好”。我不得不立刻一边说“sorry”，一边收起了灌音机，只好回去好顺眼书。

另有一件让我事先以为为难但却获益终身的事。开学不久的一次测验，我以为本人英语不如美国人，看标题和回复成绩都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相反的时间里完成测验对我来讲有点不公平。于是我对教师说，“我英语不佳，能不克不及多给我一点时间？”教师看了我一眼，没有直接回复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在拿美国大学的学位……”。

我登时明白了：社会是不看你的出发点的，但在尽头的要求是一样的！自此，我在学习事情中碰到困难时不再为本人找任何来由，树立了一个要在他人订定的端正中积极做得比他人更好的理念。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有很多国际学生，很多人英语也不佳，以是开学时有一场英语测验，达不到一定成果就要修一定学分的英语。测验时我基本上去不及看标题，有些看也看不懂，只好瞎蒙，后果可想而知，除了经济学的专业课以外，我必要费钱修9个学分的英语课。不外，我还好坏常感激这些课程，最少晓得了英文的文章应该怎样写，这关于我最初可以经过学校GWPE（毕业写作才能测试）测验照旧很有协助的。

学业

开学后的第二个挑唆来自学业。我本科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基本上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本钱论、社会主义方案经济等。固然在大三时学了一些东方经济学，但多是从学说史的角度先容，缺乏体系的、完备的课程。

课间在校园里休憩

我开头哀求出国的时分是大三，本科还没有毕业，以是哀求的是“转学生”。到了学校之后，我跟经济系卖力学生的传授和国际办公室出示了我的学士学位证、毕业证和大学四年的成果单，问可不成以转为攻读硕士。

不知是一切的美国学校都很机动，照旧他们对我网开一面，居然赞同我开头修硕士课程。不外，在我喜出望外的同时，也深知本人面临的挑唆。这意味着，我要在没有学过经济学原理和中级大局微观经济学的背景下，直接学习硕士条理的微观和大局经济学。

但是，硕士条理的大局和微观经济学有很大多学公式，这对我来说，反而不是太大的成绩。但这些公式眼前的经济学实际，恰好是我不清晰的场合。以是，我一边修硕士课程，一边去旁听本科的经济学基本课，也修一些本科高年级的经济学课，以此来补偿我东方经济学实际基本的不敷。

别的，经济学中对数学的要求很高。高等微观经济学和高等大局经济学都必要有高等数学的基本，最少要会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挑唆。我固然是经济学本科毕业，但当时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不必数学，经济学本科也不开数学课。

大三时由于对东方经济学感兴致，我就旁听了在哲学系开的微积分。哲学系开数学课，是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数学，从数学的逻辑去了解哲学，他们更体贴的是怎样了解无量、一连的看法，微积分标记有什么哲学意义，什么是古代数理逻辑等。这门课没有作业，没有测验，因此，学了一学期的微积分，记了一大堆条记，就是不会做题。

经济学硕士研讨生要修计量经济学，但在修这门课前必需先修统计学。我去注册选这门课的时分，教这门课的格罗萨可斯传授问我“你修过统计学吗？”“修过。”我拿出大学本科的成果单，外表确有“statistics（统计）”，成果A，但是我内心清晰，我们学的统计并非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统计，计量所必要的是概率和数理统计，而我们学的只是一些经济统计的看法，如环比、同比、增长率等，晓得这些看法的涵义和盘算。

当时国内连盘算器都没有，算个数都得用纸和笔，基本无法做多量数据的回归。能学一下数理统计后再学计量经济学固然好，但我没办法，一是没时间，我想早点修完学分毕业；二是没钱，加州州立大学的课是按学分收钱的，本州住民学费比力便宜，非本州学生包含国际学生的学费要贵很多，一个学分100多美元，多修一门课要多花300多美元，对我这个公费生来说照旧挺大的包袱。

以是，我只好一边学着计量经济学，一边补概率和数理统计的知识。幸而我数学方面的自学才能很强，这些课最初都能修下去，乃至还要靠这些数学方面的成果来补偿言语类课程的不敷。

打工

我面临的第三个挑唆是财务。作为公费留学生，国度没有一分钱补助。我不仅必要付出平常生存费，还要付出学费，这是更大的包袱。只管我的二舅作为包管人，替我付出了第一学期的学费，也给了我半年的生存费，并允许会持续给我提供经费，但我晓得，在美国，一定要靠本人。不要说从未见过面的亲戚，就是亲生爸妈，孩子长大了也就不管了。像我如此30岁出头的人了，还依托亲戚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因此，我一到美国，起首节衣缩食，买最便宜的牛奶、面包、1美元8包的“便利面”，看到自助售货机里1美元的蛋糕，多次馋得想买，最初都忍住了。固然，我更渴望能尽快在副业时间赢利，经过勤工俭学来早日完成学业。

我开学不久后就熟悉了一个台湾同砚。他很体贴我，送了我一些学习用品，还送我衬衫等。学习用品我承受了，衬衫等就推辞了。他也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上学，但天天夜晚去洛杉矶的一家旅店事情。我们比力熟了今后，我就渴望他能帮我先容事情。

他很犹豫地看着我，“你很想事情？”“是的，我要为下个学期赚学费！”我很刚强地说。于是，他把我先容给了他打工的老板，让我跟他一同到洛杉矶城里的克拉克旅店（Hotel Clark）事情。克拉克旅店位于洛杉矶市内（Downtown），最多算一个三星级旅店。我的伙伴天天夜晚当晚班司理，从夜晚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他们事先恰好缺一个晚班接线员，于是他向老板保举了我。

一个周日的中午，我坐他的车分开了旅店。老板是个日本人，听说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研讨生，约莫以为这么简便的事情我应该可以胜任，就没有问我太多成绩，只是交代了应该怎样干。当天夜晚我就开头去公司了。

我的事情是接线员大概叫话务员（operator）。有人打电话过来后，我就依照他的要求将电话接到宾客的房间。这个事情看起来很简便，但对我这个刚到美国不久，英语听力还很差，对洛杉矶还很不熟习的人来说，相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英文数字，常常一下子反响不外来，几乎每一次我都要对方反复一遍房间号，大概说慢一点，后果弄得对方很不兴奋。两天之后，我就听说有客户举报我，说英文太差。

到了第四天夜晚，我接到一个电话，起首问我，“what’s your rate?” 我一下子蒙了，什么是rate？厥后才晓得，他在问我房间的价格，但我事先既不晓得什么是rate，也不晓得旅店的rate是几多，只好坦率地说：“I don’t know（我不晓得）。” 然后他接着问，“我如今刚到洛杉矶，从洛杉矶机场到你们旅店怎样走？”这回成绩听懂了，但是我真不晓得机场在哪，也不晓得这个旅店的地点是什么，只好又老实说，“I don’t know。”挂了电话，我以为这是老板在反省我的事情，也报告了伙伴。

公然，第二天老板就跟我伙伴说我的英语太差了，不克不及再干了。就如此，我到美国勤工俭学的第一份事情只干了五天，就被解职了。很多年后，我讲给我的美国学生听，他们笑个不休，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个事情相对不简便，深更半夜你没有接错房间算你交运，不然你真的会吃不了兜着走。

为了我学习生存便利，二舅和大舅从一开头就安插我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在宿舍餐厅用饭。看到餐厅有不少学生在打工，我也鼓足勇气，跟餐厅办理员哀求在晚餐时间“勤工俭学”。餐厅办理员是一个黑人大瘦子，豪放大气，很快就关照我可以去公司了。天天事情3小时支配，实践时间以打卡为准。每小时3.5美元，比事先的最低薪资3.35美元还多一点点。

在学校的学生餐厅打工（洗碗）

于是，我天天晚餐条件前一个小时到餐厅，本人先吃完，然后做好种种准备事情，定时开门让学生用餐。餐厅除了办理员和厨师外，其他都是学生兼职，有十几一局部。我的主要事情是在窗口收餐具。学生吃完饭后就将餐具送到指定窗口，我们在内里很快将杯子、刀叉、盘子平分开冲刷一下后放到大洗碗机的传送带上，冲洗消毒后再送到餐厅自取餐具处分类摆放。厥后，我也给前台办事过，给学生打过菜，盛过冰淇淋。这份事情不休干到暑期完毕，我搬到校外租屋子住后才辞去。

在学校图书馆事情，把书按编号放回原处

暑期时期，我又在一位华裔传授太太的协助下，到学校的图书馆找了一份学生助理的事情，主要卖力将散落在各处书桌或书架上的和学生教师奉还的图书按编号放回到原本的地点上去。一天约莫6小时，一周30小时。

俄罗斯裔的图书馆馆长约莫看我是研讨生，给我的薪资是每小时4.5美元。我还在伙伴先容下，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夜晚，骑车去一家中式美食馆打工，当busboy（招待助理），4美元一小时，有点小费，还可以吃一顿中式美食。每周六中午，我还给一个老太太拾掇院子，7.5美元一小时，每周2小时。如此一来，我暑期每周要在四个场合事情将近60小时。固然有点忙，但并不以为累。有当年插队落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精力和肢体打底，什么苦累都不以为了。

在老太太那边打工照旧比力轻松的，主要职责是除除草，用电锯削剪一下树枝等，两个小时的活我不必一个小时就干完了。老太太很惊奇，也很满意，约莫从前聘的小孩们都没有好好干，而对我这个下乡九年的知青来说，这点活真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每次活干完后，我就陪老太太谈天，偶尔也陪她去超市买东西，赚了钱，也练了白话。

经过我一个暑期的积极，加上开学后仍旧可以在图书馆事情，我从第二个学期开头，就完全可以付出本人的学费和生存费了。

交换

作为最早公费出国的中国大陆学生，我事先在美国的履历是如今的留学生们不会再有的了。

别的，其他国度的学生对大陆学生也不太了解，一看是中国人，都以为是从台湾来的。有一次碰到一些韩国学生，此中一人跟我谈天，问我从哪来。我说：“中国”。“台湾？”他很天然地问。“不是，中国大陆。”我也很宁静地回复。没想到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Red China（赤色中国）？！”然后，他立刻大声地报告伙伴们，“他是从赤色中国来的！”一群人立刻围了上去，仿佛观看一个外星人一样地看我。

为了让港澳台及旅居其他国度的中国人更多地域解中国大陆，我跟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接洽上了，并从领馆文明处借来了一些大陆的影戏，包含《布达拉宫》《黄山》《中国面貌》等景色纪录片，以及《喜盈门》《城南往事》《知音》等故事片，周末在校园里借个讲堂放映，引来了很多台湾同砚和当地华人观看。

他们都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大陆拍的影戏，关于故事变节、演员演技，以及中国大陆的名山大川都赞不停口。不少人看完后刻不容缓地问我：下次什么时分放？为此，我还得了一个“影戏教师”的名号。

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刚刚建交不久，美国人对中国大陆也充溢猎奇。事先在美国有一个“美中人民友好协会”，1974年建立于洛杉矶，是美国范围最大的、汗青最久长的举国性官方对华友好构造之一。在加州州立大学里，不少传授是协会成员，此中一位数学系的传授Newell跟我成了好伙伴。

跟Newell传授一同到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九届举国代表大会

1983年，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九届举国代表大会在洛杉矶召开，我们一些从大陆来的留学生也有幸到场了这次年会。年会上，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Leonard Freel Woodcock），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参谋、美国友人马海德医生等做了出色发言。

参会的留学生中最有目共睹的是女演员陈冲，她事先也在加州州立大学公费留学，但和我不在一个校区。陈冲是谁人年代很火的女明星，1980年依靠影戏《小花》中赵小花一角取得了第3届群众影戏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和南斯拉夫影戏节最佳女演员奖。

在美中友协举国代表大会上跟陈冲等中国留学生合影

跟如今的青少年一样，我们年轻时也“追星”，在外洋碰到当红女明星，不由得上去搭讪几句。陈冲也是规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取上海他国语学院，主修英美文学。女明星在这种场合也是一个平凡学生，看到同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天然分外亲密。晚餐后舞会开头，陈冲仿佛想舞蹈，但是中国的男留学生大多是书呆子，不会舞蹈。我在大学里固然到场了“扫舞盲”，但对本人的舞技也没有决计，毕竟丢失了一次与女明星舞蹈的时机。

生存

在美国的最初两年里，念书和打工之外的生存也是丰厚多彩的。我最喜好的是开车。刚一到美国，望见年轻的小女孩都开个车到处跑，十分倾慕。想当年在乡村插队务农时，想开开拖沓机都没有资历，如今如能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跑该多爽啊！于是，到美国不久后我就开头去考驾照。美国考驾照很容易，事先是10美元，先考口试，及格后领一个练习执照，就可以跟伙伴学习开车，也可以在有正式驾照的人伴随下开车上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国内当个汽车驾驶员照旧很吃香的，“听诊器、朝向盘、业务员”，都是平凡人朝思暮想的事情。但是在美国，尤其在加州，汽车就像我们的自行车一样，开车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武艺。考驾照不是一个门槛，教开车也不是一份职业。为了勉励各位学习开车，考驾照时我看到了试题上有如此的勉励：“没干系张，全美国有几万万人都经过了驾照测验，你也行的！”

由于看了一些已往的试题，我的交规口试一次经过，照旧满分，带我去到场测验的台湾同砚不由叹息说，“不愧是北大的，我可向来没有得过100分！”但是，我的路考则是一波三折，考了五次才经过，为此又去考了一次口试，由于一次口试只能到场三次路考。我的路考之以是云云不顺，一方面是对美国实践交规的不熟，另一方面是在洛杉矶的马路上开车真实太告急。美国的路考不是在驾校的练习场上，而是直接上路去考。洛杉矶地区不仅交通忙碌门可罗雀，并且车速都很快，我一告急，一个举措不切合要求，考官就立刻给我fail（不及格）。

不外，如此的严厉要求也使得我的武艺提高很快。拿到驾照后，我就常常找车开。暑期时期，一个台湾同砚回去探亲，就把他的车子交给我玩。那段时间里，我常常夜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小汽车”和“高速公路”，就这两个看法就以前够谁人年代的年轻人冲动一番了。

除此之外，我还喜好照相。拍照原本就是我的喜好，中学时就常常跟同砚在一同，用120的海鸥照相机或我们家的135照相机照相，我们还用红领巾包着15瓦的灯胆做暗室，买了相纸、显影剂、定影剂等本人印照片。

到了美国，我就渴望能把在那边的很多履历拍下去返国跟家人和伙伴分享，也想留给将来的追念。我还拍了很多幻灯片，除了斑斓景色、高楼大厦、各种活动外，我还专门跑到洛杉矶的穷人区，拍露宿陌头的流浪人群，也拍了在草坪上仔细看书的美国学生。我为此还专门买了一个幻灯放映机，返国后将这些幻灯片放给各位看。

跟易纲同砚在迪士尼乐园嬉戏

固然，旅游也是一件我十分感兴致的事。在美国留学的最初两年里，我跟一些香港同砚一同开车去了一趟旧金山，跟两名印尼的华裔留学生开车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但最难忘的两次，一次是1982年暑期，北大同班的室友易纲来加州看我，我们一同去洛杉矶南面的迪士尼乐园去玩了一天。

他是我们77级第一批公派学生，事先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固然都是研讨生了，但我们在迪士尼乐园照旧玩得像孩子们一样开心。可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享用童趣，在暗中的“空间”和“鬼屋”中大呼，在“飞船”冲向水中时大笑，直到夜晚仍意犹未尽，把到美国以来的一切压力和疲劳都清洗一空。

跟同砚去墨西哥疆域都市蒂华纳旅游

另有一次是跟在图书馆一同事情的国际学生开车去墨西哥的疆域都市蒂华纳(Tijuana)。蒂华纳在加州圣地亚哥的南面。这次旅游的最大以为是美墨之间的“不同”。起首，相差关的不同：从美国去墨西哥，既不必要签证，也无入关反省，基本没有人管，只是经过一个不成倒转的旋转门，就从美国分开了墨西哥。反之，从墨西哥回美国，则不仅反复查察，连汽车的后备箱都要掀开反省。

我事先的第一以为，墨西哥连国度的尊严都没有了，继而又以为墨西哥也很被动，他们必要美国人去消耗以改良生存。其次，经济提高水平的不同。美国这边的高速公路质量很好，一过疆域就立刻不可了。美国这边的圣地亚哥富有兴旺，墨西哥的蒂华纳则贫困脏乱。除了很多兜销商品的和乞讨的，另有不少拉皮条的。说真实的，这种贫困和富有的不同，关于经济学专业的我来说，照旧深有感受且不是味道的。

返国

从1982年1月开学到1983年12月毕业，不知不觉两年已往了。这两年读的是硕士学位，除了英文以外，学业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最紧张的，我没有像从前很多公费留学生那样，由于打工而延长学业，或由于成果不佳必要多修学分而不得不打更多的工。我在最困难的时分挺过去了，基本上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9个学分的英语课和27个学分的经济学课程，最初一个学期我只修了一门课，同时在准备加州州立大学取得学位必必要经过的英文测验GWPE。

当我即将完成学业准备返国时，美国传授海格兰德（Haglund）劝我持续留在美国读博士。她说，在美国学术界，硕士基本上不算什么，读完博士才干算得上经济学家（economist）。她乃至乐意替我做哀求学校的经济包管人。

另一位教国际经济学的日本裔传授Ishimin对北京大学很看重，我是他教过的第一个北大学生。上课之余，他还常常跟我谈天，乃至请我到他家吃暖锅。他也以为我应该持续读博士，并乐意替我写保举信。

因此，临返国前我决定哀求1984年春季开学的博士项目，考了GRE，发射去一批哀求信，然后准备返国等后果。假如有学校登科我了，我就再归来回头攻读博士，假如没有学校登科我，那我返国就开头找事情。不管怎样说，我是1983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可以说是77级取得学士学位后最早的留美硕士之一，返国找事情应该没有成绩。

听说我要返国，很多伙伴都很惊奇。事先中美之间生存水平差别很大，很多人出都城想留在美国。尤其公费留学，没有花国度的钱，也没有公派学生必需返国办事两年的签证划定，因此公费留学生几乎没有学成返国的。但当伙伴们晓得我渴望回去到场国度的经济建立时，又都表现佩服和支持。

在欢迎会上公布“分别演说”

1984年2月5号夜晚，加州长滩的美中友协分会为我举行了一个欢迎晚会，来了48人，包含传授、同砚、伙伴，不少美国人和国际同砚，另有很多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中国同砚。几乎一切的人都在我的日志本上写下了祝愿留言。

来自台湾的陈钧铭传授的留言：

“外洋存知己。闻声忆友人。”

美国伙伴Gary的留言：

“Your time here in my country was short, but our friendship across the ocean will be long. Good luck on helping your people! （固然你在我们国度的时间很短，但我们之间超过宁静洋的交情将是恒久的。衷心祝愿你能协助你的人民）。”

一位台湾同砚的留言：

“渴望您能用您的一切，为安静一致中国尽全功。”

一位香港同砚蜜意地写了一首诗，最初两句：

“别后相见知何日，长堤此际诉离情。”

很多伙伴送了礼品或贺卡，表现渴望今后能在北京或其他都市再晤面。晚会持续了几个小时，各位轮替发言，依依惜别。我深受冲动，留恋不舍。当晚我作了“分别演说”，回家后还记了日志，留给将来的追念。

在洛杉矶机场乘坐中百姓航（CAAC）的班机返国

1984年2月11日，我在取得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入关签证”（当时返国还必要签证）后乘坐中百姓航的班机，从洛杉矶回到上海，完毕了我第一阶段的公费留学履历。

回抵家不久，我就接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开学关照书。于是，我没有在国内找事情，半年后又一次回到美国，开头了我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又一段履历。

从1982年出国，到1995年开头回北大，到2002年终极辞去美国大学教职，我先后在美国学习和事情了20年。与后方的履历比拟，最初两年的公费留学生活是最艰苦的，最具挑唆性的，也是最难忘的和最有代价的。我经过在美国社会的打拼，克服了言语、文明、专业、财务等各方面的困难，告捷地完成了从一个初中没有读完的知青，到一个基本不会英文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再到一个美国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变化，奠基了日后在美国持续学习事情和从事经济学研讨的基本。这两年的“洋插队”，就如东北边九年的下乡，是我人生中最名贵的一段履历，终生难忘。

2022年7月

作者简介

海闻，北京大学经济学讲席传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兼深圳研讨生院院长，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主要研讨范畴为国际经济学和提高经济学。

曾在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下乡九年。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77级），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经济学硕士，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学硕士和博士。曾任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助传授和副传授（终身职）。1995年返国到场兴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中央，2004年兴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08年兴办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