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到日本留学前在哪读书(鲁迅先生到日本留学前在哪个地方读书)

从家塾到日本留学，一文为你讲透鲁迅先生的求学历程

读书

鲁迅六岁时开始在家塾读书。他的第一位老师是同族的叔祖（与祖父同辈的长辈叫做伯祖或叔祖）周兆蓝（号玉田），也是一名秀才。课本采用的是以押韵四字句写成的历史入门读物《鉴略》。之所以选择《鉴略》，而非一般作为启蒙读物的《千字文》或《百家姓》。这是祖父周介甫的意思，他认为对历史的大致了解有其用武之地。对于孙子们的教育，祖父周介甫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他鼓励孩子们阅读当时被视为非正统文学的《西游记》。他的课程安排是先通过通俗易懂、能激发兴趣的读物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然后再进入《诗经》的学习。周玉田是一个胖乎乎的和蔼老人，喜欢种树养花。不仅如此，他还是家族里唯一的藏书家。在他那里，鲁迅读到了三国时吴国的陆玑所作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清朝陈淏子的《花镜》，前者是一本对《诗经》中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书籍，后者则讲解了花木的栽培方法。鲁迅最喜欢带插图的《花镜》。在周玉田的影响下，鲁迅也喜欢上花木培育，不久便开始在自己亲手制作的盆栽上贴上竹制名牌，甚至还做了观察记录。在鲁迅旧时收藏的《花镜》中，留存着他晚年写的一些批注。在“山踯躅，俗名映山红……以羊粪为肥。若欲移植家园，须以本山土壅始活”一处，鲁迅批注道：“按，花性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

一次，鲁迅从周玉田那里得知，他曾有一本绘图的《山海经》，书中画着人面兽、九头蛇、三足鸟、生着翅膀的人等，但如今不知在何处，鲁迅无论如何都想读到这本书。然而，即便鲁迅拜托周玉田，他也懒得去找，问其他人也得不到理睬。鲁迅的保姆阿长见他时时念念不忘这本书，就问他《山海经》究竟是什么。鲁迅觉得说了也无济于事，就没告诉她。⁽³⁾大约过了十天，探亲归来的阿长递给鲁迅一包《山海经》。尽管拿到手上一看，便知是刻印粗拙的本子，但周玉田提到的精怪图画接二连三地出现在眼前。《山海经》虽是古代的地理书籍，但其中收载了古人以丰富想象力描绘的精怪和神话片段。在正统的观念中，它被视为一本讲述怪力乱神的荒唐之书而遭到贬斥，就连史学家司马迁也不好妄加判断，只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正因为阿长不是读书人，所以才会做家里其他大人都不肯为他做的事情。在众多怪物之中，最受鲁迅喜爱的是刑天的形象，他抗争天帝，甚至在被砍去头颅后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挥舞着盾牌与斧头战斗。这粗拙的四册书本，正是鲁迅得到的最初也是他最心爱的宝书。阿长与《山海经》——它深深地烙印在鲁迅的脑海里，成为日后的回忆文集《朝花夕拾》中一篇文章的标题。

继《花镜》和《山海经》之后，鲁迅如饥似渴地搜集绘图的书籍。家里收藏的绘图书籍有宣扬因果报应、描绘地狱景象的《文昌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一次，家里的长辈赠给鲁迅一本《二十四孝图》。一开始，这本描绘人类而非亡灵鬼卒的图书让鲁迅非常欢喜，但很快又让他百感交集。这是一本收录了24篇孝道故事的教科书，在日本也广为流传。譬如“孟宗苦竹”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孟宗受喜食竹笋的继母之命，冬天进入竹林寻觅不可能存在的竹笋，孟宗抱着竹子恸哭，于是地面裂开生出竹笋。孟宗竹的名字便由此而来。书中基本都是孝子精诚所至，感天动地，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故事。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郭巨埋儿”的故事。

绘图旁附上了这样的说明：“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多年后，鲁迅这样描述自己听到这个故事时的心境：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二十四孝图》，1926）

虽然收录了《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等文章的《朝花夕拾》是一本回忆文集，是步入中年的鲁迅对自己从幼年至青年的体验所做的回顾，但该书通过一个人从幼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体验，生动地呈现出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大变化。我们能够在个体的历史中清晰地品读出民族历史的缩影。对鲁迅而言，这是他在试图确认自己诞生于旧社会的历史。然而，书中所描绘的往事是鲁迅在写作时整理和读取的体验，所以我们或许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鲁迅的说法，譬如鲁迅说自己因此对当孝子的计划彻底绝望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少年意气的鲁迅对画册的渴望，让他很早就接触到“孝”这一最高道德的重大缺陷，以及这种缺陷最终指向的毫无人道的残酷。作为孩童的鲁迅，恐惧而痛苦地体会到，这一辈的大人能向孩子呈现的就只有这种道德。倘若换成画册来说，大人们能提供的画册就只有这一种。而这是《二十四孝图》的赠送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鲁迅跟随周玉田四年，学完了《论语》，然后跟着立房的叔祖周子京读《孟子》。周子京是一个屡试不中的老童生，由于他在学问上毫无造诣，而且教授时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大约一年后鲁迅就从他这儿退学了，不过他也给鲁迅的少年时代留下了另外一种难忘的印象。周子京的妻子早亡，两个儿子因不堪父亲体罚而离家远去。新台门早先曾流传过此处埋藏着金银的传说，周子京对这个寻宝的梦着了魔，屡屡做出离奇古怪的举动，在宅邸内四处掘挖。后来，轮到他主持佩公祭时，他将祭田的田租典当成现钱，打算以此续弦，结果钱财被骗，最终不幸发狂而死。小说《白光》（1929）便以周子京为原型。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年满十一岁的鲁迅依照父亲的指示，进入著名的三味书屋就读，这是当时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教师寿镜吾以为人“方正、质朴、博学”著称，二十岁考中秀才后便不再参加科举，当了一辈子私塾先生。由于鲁迅此前已学完《论语》和《孟子》，所以他在三味书屋接着读《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氏传》，完成了四书五经的学习，还读了《尔雅》《周礼》《仪礼》，学习了科举应试的特殊文体——八股文。上述古籍都要求背诵。寿镜吾虽然对学生们要求严格，但他并非只让学生反复朗诵，也不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而是在读书之前先解说一番。不仅如此，他对学生的处罚较为宽松，不常用一种名为“戒尺”的尺子抽打学生手掌，没有当时学塾普遍存在的野蛮作风。如此自由的氛围也令学生们引以为傲。在三味书屋学习的近六年里，参加科举考试始终都是鲁迅读书和练习的目标。

为了成为官吏而学习考试，这对鲁迅他们而言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但鲁迅身上的一些特质让他无法顺利融入这种社会结构。鲁迅早年埋头阅读《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小说，临摹插图，养成了广泛的兴趣，随着自身成长，他的兴趣又延伸至被称为“野史”“稗史”的民间史书，以及《酉阳杂俎》《容斋随笔》《辍耕录》等随笔杂记上。这种读书倾向和绍兴民间流传的戏剧世界给鲁迅带来了巨大影响。

一般认为，祭祀戏剧是中国戏剧的重要起源。在中国的旧社会，人们普遍认为，那些死于非命的英雄，被虎兽吞噬或在河中溺亡等意外丧命的死者，以及自缢而亡、蒙冤受刑而亡、因无子嗣而无人祭拜的死者，他们的灵魂会在天地间徘徊，给村落招来疾病与灾厄。相传，中国的戏剧脱胎于一种叫作“建醮”的祭祀仪式，其目的是镇抚村落中出没的幽鬼亡魂，维护村子平安。绍兴地区的戏剧虽然借鉴了其他地区的各种剧目和技法，但基本保留了这种“建醮”剧的祭祀形式，会在春祭和夏季的盂兰盆节，或是旱灾、疫病流行的时候，在土地庙前的广场或临河搭建的露天舞台上演出。无论是业余的村民们定期演出的“目莲戏”，还是专业演员表演的“大戏”，由于演出是为了招待亡灵为其表演，所以戏剧内容往往是各种幽鬼冤魂的登场，展现人间的悲剧、喜剧，以及地狱的责罚之苦。戏剧通常从傍晚开始，演上一整晚，黎明时以善鬼升天、恶鬼堕入地狱的“团圆”结束，其中也有连续演两三晚的戏。在绍兴城内以及母亲的娘家安桥头、皇甫庄等地，这种充满浓厚民俗氛围的社戏世界令少年时代的鲁迅感到十分亲切。在多年后的小说《社戏》（1922）中，鲁迅用优美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与农村孩童之间稚嫩的亲密交往，以及临河的夜幕下社戏上演的梦幻光景。

在诸多剧目中，有两出戏令鲁迅尤为印象深刻。一出是滑稽剧“无常”，讲述从冥府被派到人间来接收亡魂的使者（“无常鬼”），发现死者是自己的侄子，只因无常不忍见嫂子悲痛欲绝，于是让灵魂还阳片刻，便遭到阎罗王的捆打，他因此决定从今往后哪怕是皇亲贵胄也绝不留半分情面。另一出是“女吊”，讲述了幼时便被卖作别家未来儿媳的女子（“童养媳”），不堪婆婆虐待，上吊自杀后化作怨魂，控诉往昔苦楚，发誓要报仇雪恨的故事（实际上此类戏中女主人公多为妓女）。从鲁迅多年后谈论绍兴戏剧世界的《无常》（1926）、《女吊》（1936）等散文，可以看出他的民众观深深扎根于绍兴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身上凝结的人的喜怒哀乐中。

鲁迅的小说大多以鲁镇及其周边地区为舞台。而鲁镇是一个以绍兴及其周边为原型的虚构城镇。频繁选择鲁镇作为作品的舞台，让鲁迅的文学坚实地屹立在中国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