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孙膑的主要思想和代表作品 -

　　《孙膑兵法》的主要思想以及对我们今天的影响

　　孙膑青年时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任魏国将军,嫉妒孙膑的才能,设法把孙膑骗至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孙膑身残志坚,受辱不屈,暗自准备逃走。当齐国使臣来魏时,孙膑往见使臣,诉说自习的遭遇与见解,深为齐使所赏识,就秘密将他带回齐国,在齐将田忌家作门客。后“田忌赛马”事件后，被荐于齐威王，成为齐国的军师。

　　一、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

　　齐威王三年(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率军八万包围了赵都邯郸。次年,齐威王派将军田忌率军八万救赵。田忌本欲直趋赵国,孙膑劝阻他说:“解乱麻不能生拉硬扯,劝斗殴岂能自己卷入。魏军主力精兵尽在赵国,国内多是老弱之军,在此情况下,应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向魏都进军,以调动在赵魏军回师自救,而于其归途中与以截击,既可解赵之围,又可诱歼魏军,一举两得。”并建议“南攻平陵(河南雎县西)”。

　　平陵是魏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军事重镇,较难攻取,且有受魏军夹击被切断后方联络的危险。孙膑对此本来也很了解。他之所以决定向平陵进攻,就是为了使庞涓产生齐将指挥无能的错觉。田忌采纳了他的建议,挥军南进。当齐军接近平陵时,孙摈又建议只派一部兵力佯攻平陵,并指示他们,如果遭到魏军的夹击,就假装败退下来,进一步使庞涓产生齐军战斗力很差的错觉。此外,还另派一部轻车部队及少量步兵“西驰梁郊”,佯示袭击大梁(河南开封),以激怒庞涓,诱其急速回救,而将主力埋伏在判定魏军必经的桂陵(河南长垣北)附近。

　　庞涓果然中计,尽撤邯郸之围,昼夜兼程南下,在柱陵遭到齐军主力攻击。经过在邯郸与赵军的长期对峙,魏军实力已大为削弱,加以长途跋涉,已成疲惫之师,突然遭到以逸待劳的齐生力军的截击,仓皇应战,终于樱败,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二、减灶诱敌的马陵之战

　　齐威王十四年(公元前343年),魏军攻韩,战于南梁(河南汝州南)。韩向齐求救。次年,齐派田盻与孙膑率军救韩,直趋大梁(魏国都河南开封)。“魏将庞涓闻之,却韩而归。”魏惠王命太子申、庞涓率军十万,经宋国边邑外黄(河南民权西北)北进迎击。孙膑对田盻说:“魏军素悍勇而轻齐,”正应利用其轻敌心理,“因其势而利导之”。于是采用了示弱诱敌、设伏聚歼的方针,由齐西境凛丘(山东郓城西北)地区进入魏境后,第一天做十万入饭灶,第天做五万人饭灶,第三天只做三万入饭灶。

　　进至煮枣(山东荷泽西南)一带时,知魏军已东进至外黄即伪示不敢与魏军决战而退走。庞涓进至济阳(河南兰考东北),得知齐军撒退和逐日减灶的情报,向太子说:“吾固知齐军怯,人吾地三日,士卒即亡过半矣。遂率轻锐以一日走两日路程的急行军追击齐军。齐军退至齐边境之马陵(东范县西南)时,孙膑据魏军行军速度预计当晚追至马陵。

　　马陵道狭地险,两旁树木茂密便于设伏。孙膑把主力隐蔽于预定伏击地域两侧并在伏击地域的前方用战车、大盾蒺藜等构成野成壁垒以截断敌之进路;又派出万名弩兵,隐蔽于道路两侧森林中,按规定信号发起攻击。不出所料,魏军于孙膑预计时间进入设伏地域,陷入重圉。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庞滑愤愧自杀,主帅太子申被俘,从此魏国一蹶不振,“诸侯东而朝齐”孙膑也因之名扬天下。

　　马陵之战后,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始终支持孙膑的田忌,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迫逃去楚国,孙膑从此也不知所终,仅有所著《孙膑兵法传世》

　　三、《孙膑兵法》及其军事思想

　　《孙膑兵法》是继《孙子兵法》之后,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它是孙膑及其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称之为《齐孙子》。据说原书共八十九篇,附图四卷。大约在东汉以后散失,直到1972年,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重新出土。一部竹书可惜仅存三十篇,而且残缺不全。

　　《孙膑兵法》不仅继承了《孙子兵法》光辉的军事思想而且结合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先秦时期战争实践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珍贵遗产。

　　通过《孙膑兵法》,可以看出孙膑的军事思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孙膑的战争观

　　孙膑继承了孙武的慎战思想,反对穷兵黔武和好战喜功。他告诚说:“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还认为不好战喜功才是用兵的最高原则。他说:“恶战者,兵之王器也”。他说:“夫兵者,非士(侍)恒势也”“不得已而后战”,也就是说,战争并不是可以永久恃仗的和经常使用的手段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它。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孙膑又认为战争是统治者不能不用的于段。他以大量历史事实,说明自古以来,不论是“五帝”还是“三王”,都是通过战争禁暴乱止争夺的,总之,他既反对急功好战，也反对“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的幻想。他明确地指出:战争是强制敌人服从我的意志的暴力手段。“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显矣”它既不可溢用,也不可不用,必须“事备而后动”。

　　“事备而后动”的实质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无把握之仗。他所谓“事备”指的是委(物资储备)和义(战争的正义性).他认为这两项条件,是取得胜利最根本的条件。他说:“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这说明孙膑当时已看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此外,孙膑还特别强调人的因素和作用,他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并且和同时代的孟轲、荀况等一样,更强调人和,认为只有在政治上作到使君将之间、将将之间以及军民之间,都能闭结一致和相互信赖,才能保证战争胜利。这也是战国时期时代思潮的特点之一。

　　总之,慎重地使用战争手段,强迫敌人服从己的意志,并在经济、政治—特别是人和上,作好充分的准备,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最后达到“服大下"的政治目的,就是孙膑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观点。它符合七强争雄的客观现实,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2.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

　　孙膑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就是他在《威王问》9篇中所说的“必攻不守"。当时田忌问孙膑,权、势、谋、诈等是否“兵之所急(紧要)”?孙膑说那只“可以益胜”,但并“非其急者”,只有“必攻不守”,才是“兵之急者也”。孙膑将“必攻不守”放在善用兵者所称道的各项制胜原则之上。可见.他是把它当作战略战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

　　孙膑的这一战略战术指导思想,运用在战略上,特别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反映了战争方式和军事学术的发展。春秋以前的战争,大都是在一个成场、一次决战中决定胜负,所以战略与战术往往合所为一,难以划分。战国以来情况大不相同,战争的时间大为延长,战争的空间、范围扩大。如魏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桂陵、马陵之战,都不仅一个战场,因而在战争指导上就产生了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的区别。

　　孙膑“必攻不守”看作是关照各个战场、各个阶段,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指导思想,而且把它与权、势、谋、诈等结合起来,贯彻到战术思想中去,这是完全符合军事发展规律的。

　　另一方面,春秋以前,以车战为主,军队的机动性较差;战国以来,步兵逐渐取代了车兵的主要地立,骑兵也开始兴起,军队的机动性大为提高。把“必攻不守”作为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正是大规模机动作战逐渐成为战争主要形式的真实反。

　　其次,以“必攻不守”作为战略战术指导思想,不仅对力量相当或处于优势地位的作战一方,提供了迅速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而且也对力量处于劣势地位的作战一方提供了夺取胜利的可能性。因为通过兵力机动,可以正确地选择进攻目标,避实击虚,调动敌人,从而改变形势,取得主动,使优劣易位。

　　孙膑在桂陵之战中所用“南攻平陵”。“西驰梁郊”的“围魏救赵”之策,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体现。这里既是敌军之虚,又是要害之处,战略形势立即为之一变，庞涓被迫回救,形成被动，齐军桂陵截击,掌握主动,主客易势,以逸待劳,结果一战而胜。战争实践证明了它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作为军事理论原则之一直到现代,它依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

　　孙膑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还表现在其《奇正篇》中所说的“胜不可一”,他说:“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所以制形一也，所以胜不可一也”。也就是说,他认为用制定的办法去战胜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尽管求胜的目的都一样,但用以制胜的办法却不能都一样。孙膑是反对拘泥战术原则和墨守成规。他主张根据敌情我情,天候、地形以及双方军队部署等不同条件，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以创造有利的形势,从而达到夺取战争胜利的目的。

　　孙膑在继承前人的战争理论和总结当代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地提出了四条制胜的基本原则。他说:“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杈。”这就是说除了按“必攻不守”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正确选定攻击目标(或主攻方向)外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还必须正确部署军队,创造有利的势态,临机应变,出奇制胜,以及权衡轻重，趋凶避害。

　　3.孙膑的军事人才思想

　　春秋以前,文武不分,实行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进入战国以后,文武分职,并逐渐实行了封建官僚体制,提倡选贤任能,因而,在挑选军事人才的标准方面,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反映在《孙膑兵法》中就有《将义》,《将德》、《将败》和《将失》四篇专论。他的中心思想,就是“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人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人是战斗力诸因素最活跃的能动因素,人的素质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也就提高。

　　孙膑要求将帅全面发展。他首先要求将帅必须“忠王”;其次还要具备义、仁、德、信、智五种品德;并将“义“置于“兵之首”,强调政治标准，把它放在各项要求的第一位。在指挥能力方面,孙膑除要求将必须具备“量敌计险”等一般战术素养外,还特别强调将帅必须“知道”。按孙膑的解释,道,就是战争的客观规律;知道,就是握战争规律。孙膑认为:“知道,胜”“不知道,不胜”还认为;“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可见他对“道”的重視。孙缤说:“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规则);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止),此者之将也。”这些都是孙膑要求将帅达到的标准。

　　此外,孙膑还提出了导致将帅指挥失败的二十条块点和三十二条过错。这些,都反映孙膑的军事人才的想想。

　　四、对我国古代军事科学发展的贡献

　　通过孙膑的一生的军事生活和他的军事思想,可以看出,他既是-个战绩辉煌的军事谋略家,又是一个卓越的军事理论家。他一方面继承了以孙武为代表的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另一方面又总结了战国时期的战争实践经验,对前代的军事科学,有所丰富,有所发展。

　　孙膑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持久战思想

　　孙膑在《威王问》中,回答田忌所问如何战胜“众且武”敌人的问题时，提出了打持久战的现点。他说:“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久。”这段话的实质就是说在对付兵力战斗力都占优势的敌人时,必须先采用防御手段,避免为敌所败,并尽一切努力,一方面增强工事,激励士气,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一方面麻痹敌人,调动敌人,使其骄傲、疲惫以消耗、削弱其兵力和战斗力,然后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时，在敌不意的时间，向敌不备的地方,实施突然的反击,以期一举歼敌。这种用时间转变优劣形势的战法,具有持久战思想的萌芽。

　　孙膑的这一思想虽然还很肤浅,但在此之前,军事理论都是强调速或速决的,如孙武说:“兵之情主速:又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正”。孙膑在这与面,较孙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创新。

　　2.歼灭战思想

　　《月战》所附残简中,保存有孙膑对战争胜利看法的一段文字他认为胜有不胜,不是全胜。“多杀人而不得将卒(军官),”得将卒前不得舍(营区或战区)”和“得舍而不得将军”,都不是胜。只有覆军杀将,将其全部歼灭才是全胜。毫元疑问,这是歼火战思想的的萌芽。他参与指导的柱陵、马陵之战,就是对这埋论的实践。

　　3.预备队的思想

　　孙膑在《八阵》中,提出了“用阵三分”,“斗一守二”和“以一侵敌,以二收”的作战原则,有时也主张“分法为三,…在于后。”不难看出实际上这是车队部署的预备队思想。控制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的兵力作为机动部队,以保证军队在战术中有较大的韧性和较持久的战力,以加强进攻的连续性和防御的稳定性。预备队是战术运用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位军事家这样明显地提及过,虽然在实际战命中,己有过萌芽性质的应用,如“泌之战”时的游阙等,但作为理论,是孙膑最早提出的。

　　4.攻城战思想

　　孙膑在《雄牝城》中,根据城池所在位置及其附近的地形特点将城池分为“可击”和“不可击”两大类,这对孙武所说的攻城是“不得已”的下策,一概反对攻城的理论,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的发展。

　　此外,孙膑在《八阵》还提出了根据地形条件使用各兵种的观点。他说:“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危则多其弩”。这和《六韩.车战》:“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一样,都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兵种的发展战争方式的改变。以及战略战术思想的发展变化。

　　孙膑的军事思想特别是他的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以及他对前人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我国军事科学作出了重要的页献。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在他的思想中也必然要反映出来。

　　文章来源：中国历代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