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反特第一案，军统特务计兆祥被抓，解放军特意发电告知毛人凤|蒋介石|斯大林_

1949年12月6日，天津杨庄大桥，驶过了一列并不普通的火车，这列火车的目的地是莫斯科，车上坐着的是新中国的领袖毛主席，而就在这列火车出发前，在这座大桥的桥墩台上排除了一包能使列车颠覆的爆炸物，这才使得毛主席的专列，得以顺利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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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主席人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于此次行动高度保密，很少人知道，然而在建国初期，潜伏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仍在负隅顽抗，对新中国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更是他们锁定的主要目标，这不毛主席的专列就被有心人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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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侦察，眉目初展

1949年11月，中央军委截获并且破译了一封从北京电台发送至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密电，电报内容正是毛主席即将访问苏联的战略情报，那么是谁发的这封电报呢？发报的电台又潜伏在哪里？国民党得到了这封战略情报后，又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就在中央截获台湾保密局密电的第二天，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匆匆走进了蒋介石的官邸，神情紧张，毛人凤将电文交给了蒋介石，电文内容正是：中共首领毛主席决定前往苏联，为苏联领袖斯大林，12月21日，进行70生辰的祝寿，毛主席将乘坐前往苏联的专列为0409。

蒋介石深知毛主席此行的重要意义，于是，他当即命令毛人凤，不惜一切代价对毛主席进行暗杀行动，阻止此次毛主席的出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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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意识到情报已泄露，毛主席目前的处境十分危急，放弃访苏的计划是当前最保险的选择，但是，毛主席的态度却是十分强硬，这次的访苏行动他非去不可。并当即提笔作出批示“公安部在我访苏回来之前，务必镇压了国民党反革命集团。”

其实早在1947年初，解放战争第二年时，毛主席就有访问苏联的打算，因为当时革命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毛主席想要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建国的经验。

但当时正值苏联与美国的关系由合作急剧走向对立，斯大林有求于蒋介石，他要保证美军不能通过中国威胁苏联。而且，当时解放战争激战正酣，对于中共能否胜出，斯大林并没有十分的信心，因此，斯大林曾先后多次拒绝过毛泽东的访苏请求。

1949年1月30日，在毛主席多次的访苏请求下，斯大林派出干部与毛主席进行了数天的会谈，对访苏计划内容进行沟通，协商之后一直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打消斯大林的种种忧虑。此次会谈不仅改善了两党关系，更减少斯大林对毛主席率领的中共的疑惑，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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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国内政党确定，斯大林主动发出电报提出表示希望毛主席前来进行访问。毛主席受邀后当即决定立刻前往苏联，一方面是为斯大林祝寿，一方面则是请教怎么治理国家的经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与苏联方面商讨中苏民国签的旧约废除事宜，就两国的政治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交流。

此次访问苏联可谓是重中之重，毛主席有必须前往的目的，但在前往苏联的路途中如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呢？

中央军委对毛主席前往苏联的沿途布置得非常严密，各地都由领导干部亲自带队，部队、民兵、群众联合编组在重要的桥梁、道口，在敌人可能隐蔽的山头、暗道都布置了明岗暗哨。在列车通过的前六个小时，所有人员必须加入岗位，进行排查，在列车通过后一个小时才能撤岗。

将人员紧密部署完成后，中央军委为保证万无一失，便决定由完全相同的三个专列同时前往苏联，以此来混淆敌人的视线。

第一列是警卫专列，第二列则是毛主席等人乘坐的专列，第三列是后卫专列。而且沿途行进时，这三列专列是可以相互调换位置的，使敌人更摸不到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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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毛主席将从北京出发，经天津、山海关、沈阳、长春、哈尔滨，最后由满洲里前往苏联，此次行程计划是三天三夜，该路线大多是解放新区，沿线存在着国民党残余的武装特务，加上路程远、时间长，所以，对这条路线的安保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于是就有了毛人凤计划实施的第二次“皇姑屯事件”，妄想炸毁毛主席的专列。他接到情报后，当即从台湾派遣特务到东北联系当地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并设计多种破坏方案，或是大规模破坏铁路重要枢纽，或是选择一个制高点从两头堵截，袭击专列，或是在长春附近选择一个铁路涵洞，再有就是在哈尔滨的双城附近选择一段重要铁路枢纽预设埋下炸药，企图对专列进行毁灭性打击。

而北京上空频繁的回荡着可疑的信号，当即引起了中央军委的密切关注，在对发往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电报捕获中，追查到电报来自一台叫“0409”的电台，就是这部电台暴露了毛主席即将出访苏联的战略情报，中央军委当即将这个任务交给北京公安部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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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安部接受到中央军委指示后，立即展开关于此次行动的会议。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组成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立案侦察，由杨奇清进行亲自带领，下达至情报工作指挥经验丰富的北京公安局二处处长冯基平率队进行侦破，由具备更多一线侦察经验的二处副处长张烈和曹纯之进行配合。

“那会天气很冷，我部接受上级下发的任务，需要我部的配合，部里决定，由曹纯之和我负责，上级要求我们争取尽快破案，根据当时掌握的线索情况来看，线索是极少的，在经过大量的排查工作时，也就只有截获的几封电报。”张烈对当时情况的回忆说道。

经过侦查员对电报的详细分析，发现，在这些电报当中，都多次得提及到一个人，一个神秘的女人。

1949年12月24日，保密局的两封来电这样提到：“查汇款人，有被密捕的可能，原收款地址作废，请兄台告诉计小姐新的收款地址。”

“新汇款地点在忠祥棉布庄内，由吴光宇通知计小姐进行转移。”

除此之外，侦察员发现在第三封电报当中还提到一个汇款地址“天津富贵大街58号天源义记行”，那么这个神秘的计小姐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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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组根据电报线索立即展开调查，首先调查这个神秘的计小姐的身份，然后根据电台信号对电台的位置进行侦察。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公安部监测电台信号的范围很大，由西向东，由北到南，由丰台至朝阳门、大红门德胜门设网式向内城收缩，以此减少搜查范围，保证不会对信号源的遗漏。

对于查找计小姐的侦察组，展开对计姓女性人群的排查工作，但侦察组并没有任何收获。侦察组转而对天津汇款地址的侦察，在数日的排查工作中，开始有了一定的发现。

经过对天津汇款银行的多天排查，终于，侦察组锁定了一张港币的汇款单，留有汇款人取走港币后转存入中国银行的存款单，上方留有一个可疑的名字——计爱琳。侦察组确定计小姐即是计爱琳。

侦察组查明天津银行确实与香港方面有汇款的汇款单，而“天源义记行”“忠祥棉布庄”也确实存在这样的地方，但侦查员为防止敌人察觉，并未对这两地着手排查，而是通知北京公安部对“天源义记行”“忠祥棉布庄”进行严密的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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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侦察组的调查获悉计小姐的姓名，也发现她在转汇款时留下的线索，也就是“北京市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七号沈宅——计爱琳收”。

既然获得了汇款人的地址，侦察组在多年的情报搜集工作中，凭借经验，并没有贸然出击。

1950年1月8日。张烈根据派出所提供资料，得知在梁家园东大院甲七号中总有三户人家，其中正好一户姓沈，侦察组了解到在这户人家中也存在着计姓女性，但在这些人当中却并没有一个叫计爱琳的女性。此时，侦察组意识到，计爱琳极有可能只是一个代号。

侦察组对沈家三名具有行动能力的计姓女性进行分析，首先是计致玫作为3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孩子不可能大老远进行奔波，而且35岁的她，并不符合计小姐的人设；其次是计雪玲，年龄过于小，也排除作为计小姐的人设；最后剩下的计采楠则显得十分可疑。

侦察组却在对计采楠的身份中发现了端倪，在解放时期，计采楠曾结过婚，她丈夫的身份却未知，甚至计采楠的身份也存在着问题，多年的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的张烈认为，这个面前的计采楠极有可能就是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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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烈将计采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之后，便下达指示，对计采楠展开全面的监视与跟踪，跟踪计采楠的工作过程是一个既艰苦又枯燥的工作，况且在上个世纪的并没有什么先进的通讯设备，侦察组既不能将目标跟丢，也不能让目标察觉，在跟踪计采楠的过程时，侦查员全凭着个人的体能与意志和心性进行监视工作。

“三人一组，交替监视，从天还未亮便开始提前蹲守在计采楠的沿途上，夜晚回到组织中还要对上级进行详细的汇报工作”这是侦查员李春吉对跟踪计采楠任务说道。

在对计采楠实施监察时，张烈也在计划着寻找合适的机会对计采楠进行正面的试探。

获悉线索，着重调查

1950年1月12日，侦察组以成立“治安大队”的名义进入沈家大院进行“例行询问治安情况”，在计致玫口中得知，计采楠经常去隔壁的邻居家，这句话令侦察组有了新的调查方向。

既然得知计采楠有问题，那么侦察组便便找理由向计采楠询问“治安情况”，对于计采楠的正面试探，侦察组对她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侦察组多次以“警卫队”宣传冬防的名义进入沈家，所谓冬防即为“防匪、防特、防火”。在对计采楠的姐夫沈德乾的了解中，身为银行总经理的他，频频向计采楠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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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一次事件中，让侦察组瞬间起了疑心，便是由于计致玫要求沈德乾将所借的钱还给计采楠，但此时的沈德乾哪来的钱啊，便被计致玫的言语，激出：“你们家的钱怎么来的，我还不知道，我如果告了，咱们都活不了！”

侦察组开始着手调查计采楠，发现她并没有正当工作，那么钱是从何而来？还能频频借给沈德乾？为何沈德乾会说出“都活不了的话”？

这背后的一切都证明计采楠这个人绝对有问题，张烈联想到：她会不会是计爱琳，是不是0409电报的发报人。

侦察组再次截获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昨日人员在计小姐后窗偷听，第二天，有人询问‘是否来过客人’？‘来客人时要报告’”据侦察组对内容的获悉，侦察组临走时确实问过计采楠这样的问题，但对于偷听，侦察组认为应该是夜间巡警路过时被写成偷听。这足以证明侦查方向是正确的。

数日的侦察任务中，获悉计采楠有着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对这二人的身份，侦察组了解到，她的哥哥名叫计兆堂，身处台湾，弟弟叫计兆祥，已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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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兆祥”在计采楠口中说出，张烈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张烈回想起在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名单上有着计兆祥的名字，此时的他和曹纯之在讨论后，认为此时在北京潜伏的电台很有可能是计兆祥。

计兆祥，出生于1926年，北京人，据国民党提供的坦白材料，1948年底，潜伏于北平，任国民党绥靖北平分台台长。被国民党中央称为“万能潜伏台”。

也就是说这个电台很有可能是由计兆祥一人操控的。

国民党军战败时提供的坦白名册中有着计兆祥的登记资料，在梁家园甲七号的侦查后，张烈决定将侦破重点转向计采楠的全面监控，进而挖出这个“万能潜伏台”。

在侦察工作紧张的时刻，此时的毛主席在苏联的访问逐渐接近了尾声，1949年12月21日，毛主席参加了斯大林的七十生辰。他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及人民对斯大林致贺词。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与此同时，这个神秘的电台也从未停止与国民党保密局的联系，并且，在这期间，毛人凤还给这个“万能电台”台长晋升为少校，希望他能够尽快将中苏的军事机密搜集，如实发送到台湾国民党保密局中，毛人凤想知道在中苏合作之后是否会对台湾地区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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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烈率领的侦察组还在对电报的电波进行搜寻，正在不断缩小搜查的范围，1950年1月24日，侦察到南池子普度寺东巷时，捕捉到了强烈的信号源，25日，信号源确定在南池子南岔路七号，强烈的电波已经无法识别其中的长短音波频率。

距离毛主席下达的在访苏回来前必须将这个反革命的任务解决越来越近，此时的“万能电台”也越来越频繁地向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发着关于我军军事机密的电报。

他不断在“滴答”“滴答”的电报敲击下，指挥台湾武装人员，在毛主席从访苏归途中进行暗杀。

他也许认为自己的指挥计划万无一失，但正是他的频繁发报，向北京公安暴露了自己的计划，北京公安顺利通过截获的情报抓捕到多名台湾武装人员。

公安部门在“万能电台”频繁的发报中，基本确定了电台的位置。但在确定的位置有着多户人家，不可能进行一家一家的排查，这样会导致特务的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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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年处于一线侦察工作经验的张烈提出一个简单而直接的方法。

“拉电闸”张烈简单明了地说。

“通过拉电闸，观察电报在哪停止了，便能发现电台的位置了”张烈解释说。

另外，侦察组找到派出所调查这其中的住户，里面确实有住户姓计，但却不是叫计兆祥，而是计旭。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已经很明了，这个所谓的“计旭”，便是计采楠口中早已“去世”的弟弟——国民党“万能潜伏电台”台长计兆祥。

“对此处继续严密的侦察，以便获得更多的线索，收获更多战果，绝不让重大敌特落网，要抓就要一网打尽”冯基平对负责带队侦察的张烈、曹纯之等人说。

此时，毛主席回国的日子已经确定，面对晋升为少校的计兆祥，比以往更加频繁的联系台湾保密局。为对敌进行强有力的打击，配合毛主席访苏回国的安全工作，经中央批准，决定在毛主席回国前的一周计划全面展开对计兆祥等危害我国安定的特务人员，侦察组计划在抓捕计兆祥的同时对天津银行的汇款人进行收网工作。

即刻收网，重磅出击

1950年2月26日，天空未明尚且阴沉，道路上寥寥无几的行人，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安逸。伴随着数辆北京牌照公安吉普车的轰鸣声，冲进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院，将院子围得水泄不通，打破这清晨的平静，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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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安局率领侦察组立即冲进计兆祥的居住所内，对计兆祥进行抓捕，此时已被抓捕的计兆祥被突如其来来的公安人员按住。他的妻子吴岚更是惊慌不已，赶忙抱着被子，缩成一团。

在将屋内人员抓捕至院内后，侦察组开始对屋内开始收集卖国机密，侦查员在沙发中搜出已经上膛的美式2号左轮手枪1支；在床上，发现计兆祥用于发报的密码本；在屋内顶棚上，发现电台的天线；还在橱窗挂画后发现计兆祥受任于国民党的委任状；而在屋内的密室中，侦查员发现了美式15瓦电台1部、整流器、各种电台零件、收发报底稿2本、《通报统计》1份。

抓捕计兆祥的过程中，梁家园甲七号计采楠等人也已被抓捕，忠祥棉布庄、天源义行的相关违法人员也已被抓捕。

此次行动，抓捕计兆祥等人共12人。被逮捕后，计兆祥主动交代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内容，代号0942，电台代码0531，曾在国民党无线训练班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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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2月开始，到1950年2月26日被捕，仅仅一年内，计兆祥向国民党保密局发报215次；收发报文稿字数高达3万余，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战略情报。

计兆祥制造的重大特务事件，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1949年5月4日，国民党派数架轰炸机对南苑机场进行轰炸，造成基础民用建设、军用建设被、达到毁灭性破坏，军民伤亡数十人，造成了全国性的恶劣影响。

这曾经令党中央都为之震惊的南苑机场事件，计兆祥也供认不讳。

计兆祥交代他对情报的搜集方式，部分竟然靠的是报纸的宣传，和平时的社交活动，而剩下的就是靠猜，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推理判断。

根据计兆祥的供认，计兆祥在面对国民党的催报时，他也时常编造虚假情报进行应付。此时也不知计兆祥是为了能得到减刑，还是真的只是为向国民党要更多的荣华富贵而这样说，已经不得知。

1950年3月4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缓缓驶进了北京火车站。至此，毛主席第一次进行访苏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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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在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毛人凤，正眼巴巴地等着计兆祥的战略情报呢！

不过对计兆祥、计采楠等12人的审讯结束后不久，1950年3月5日，毛人凤收到了“计兆祥”发出的一封电报。原来这封电报是由公安部向上级申请让计兆祥重新组装电报，以公安局所要求的内容将电报发给毛人凤：

“匪人毛人凤，尔等逃往台湾，逍遥法外，国内潜伏特务被尔等欺骗利用，从事间谍活动进行破坏，危害国家、民族，吾等昨日，为人民公安局捕获，一切间谍行为一一坦白，愿接受法律制裁，希尔等立即停止危害国家、人民之特务罪行，否则定蹈计旭覆辙，前车之鉴，望尔等三思，人民罪犯——计旭。”

毛人凤收到这样的电报，不知是作何心情，是沮丧、尴尬、怨恨还是置之一旁。不过只有一句话“无可奈何花落去。”

毛主席成功访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发表《中苏友好公约》，废除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签订的旧约。这不禁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

在秘密战线上，北京“万能潜伏电台”的破获，给了毛人凤等间谍组织迎面一记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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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此案涉及毛主席的安全，涉及毛主席此次访苏的战略意义，对政治局势造成极大的威胁性，所以这起案件的意义重大，被称为“北京反特第一案”。

1950年6月2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法处审理，判处主犯计兆祥死刑，其余从犯根据情节进行审判。6月3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将此次重大案件进行刊登出版。

毛人凤寄予厚望的“万能潜伏台”就这么被我国公安部摧毁。自此“万能潜伏台”的案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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