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伪先锋(不践约书 | 为什么写诗)

最后更新 :2023-02-11 12:04:28

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而且不分时代和种族,没有什么例外。 (视觉中国/图)

文学的最高形式

我大约是1970年代初开始写诗的。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而且不分时代和种族,没有什么例外。有人认为至少在我们这里,诗的时代是过去了,大行其道的应该是小说。小说的边界一直在扩大,但诗仍然居于它的核心。出于这种认识,诗就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没有抓住诗之核心的文学,都不可能杰出,无论获得怎样多的读者都无济于事。一般来说,阅读情状是一个陷阱,写作者摆脱它的影响是困难的。对于诗的写作来说就尤其如此。写作者的生命重心会放在诗中。有这样的认知,那么生命能量无论大小,都会集中在一个方向,这方向几十年甚至终生都不会改变。

我在青春期近乎疯狂地写,不知写了多少,但我知道并没有写出哪怕接近一点的心中的好诗。青春期的冲决力是强大的,也更有纯度,所以诗神会眷顾。但诗还要依赖对生命的觉悟力、洞察力,特别是仁慈。人上了年纪会更加不存幻想,更加仁慈。我这几十年来一直朝着诗的方向走去,这种意境和热情把我全部笼罩了。一个经历了漫长诗路的人,在其一生的劳动与判断中,必会有个人独到的眼光,这眼光不是他人能够取代的。

白话文运动与现代诗

中国自由诗显然需要与白话文运动联系起来考察,就此看它有两个渊源:一是受到了西方现代诗的影响,二是脱胎于中国古诗。但是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自由诗主要吸纳了西方诗,准确点说是译诗。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更易的道路。但是想一想也会有问题,甚至有点后怕:割断了本土源流。这源流包括了形式和气韵。这个土壤的抽离让人心虚。

中国现代诗不会直接回到古风和律诗,也不会回到宋词。但前边讲的气韵境界之类是可以衔接的。怎样融会和借鉴,这是最难的。弄不好会有一些反现代性的元素参与进来,弄得非驴非马。这是诗人极其苦恼的事情,却无法回避。我较少沉浸在西方译诗中心安理得,而是深深地怀疑和不安。

从补课的初衷出发,我这二十多年来将大量时间用以研读中国诗学。对于中国文学的正源,从寻觅到倾听,透过现代主义的薄纱,有一种逐步清晰的迷离。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美学不是要简单地二者相加,不是镶嵌与组合,而是复杂的血缘接续。

我只能说,至少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用全部努力改变了自己的诗行,走到了今天。我并不满意,但走进了个人的一个阶段。

诗歌与音乐的诠释空间一样大

这是无法言说的部分。能够言说的一定不会晦涩,真正的晦涩是另一种实在。这种情形哪怕稍稍当成一种策略去使用,落下的诗行也就变成了二流。诗人以一种极力清晰的、千方百计接近真实的心情去表述,如此形成的晦涩才是自然的、好的。这其实是另一种朴素和直白。

现代诗人惧怕抒情。虚假的滥情令人厌恶,轻浮的多情也足以反胃。但是诗一定是有深情在的,其情不抒,化为冷峻和麻木,化为其他,张力固在。无情之情也是情。真的无情,就会走入文字游戏。词语自身繁衍诗意的能力是极有限的。

有人认为现代诗的唯一特长,就是可以随意言说,可以纵情使性或皇帝新衣,可以唬人,那就犯了人生大错。现代诗必须朴素和老实,它的这个品质才是立身的基础。真挚朴素的诗人走入了晦涩,这晦涩才有意义。

我对诗一直有一种庄敬的心情,从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在所有的语言艺术中,唯有诗,最靠近音乐了。一部纯音乐作品的诠释方法有多少,诗就有多少;前者的空间有多大,诗就有多大。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诠释是完全正常的。但大的审美方向与格调还是被一首诗或一部乐章给固定了的,这种固定的方法我称之为“诗螺丝”,拧在一个地方,使之不能移位,跑不走飞不掉,也就是成了。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般不会被误读为一首小夜曲或圆舞曲。

长篇小说与诗

一部千余行以上的长诗,其体量的蕴含不会少于一部长篇小说,就体力和智力的耗费而言可能更多,这肯定不会是即兴之作。一个构思在心里装了很久,但不一定成熟。很难下手,因为不成熟。一段较长的孤处和独处,会有利于思想和形象的归纳。思与诗,这二者的交融正是文学的成长。其他文字的写作中,其实也同时会是一部或多部诗的酝酿过程,只是在散文化的记录中,没有在形式上直接达成。这里的关键是,一个写作者是否将诗当成了全部文字的核心,如果是,那么他的着力点和最大发力点,最终就一定会是诗。

一部长诗就像一曲纯度很高的咏叹,起落波动是很大的,这之前还要有长长的宣叙做以铺垫。所以我虽然没有一气呵成,但肯定是在一个大的情绪笼罩下持续工作的。所以说,没有比写诗再耗力气的事情了。

“诗意”与“诗”不同

小说太靠近娱乐了,太依赖故事了。尽管后来小说的地位已经上升得比较高了,比如梁启超将它定位于一个民族性格最重要的塑造者,重要到关乎国家的未来。但我们也注意到,梁的界定虽然成为不刊之论,却毕竟是从事物功用的立场上谈的,而不是精神气格的意义上谈的。就精神与人生的高贵追求来说,小说仍然有落魄气和末流气。诗最高,关于自然大地的言说也很高。

小说除了娱乐功能太强,还有进入商业时代之后的商品属性太强。我在心里疏远小说,却一直未能免俗,甚至就自己的几种体裁来说,小说的写作量和影响较其他更大一些。这就有些尴尬了。不过我深知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小说高超的蕴含和表达是多么令人神迷;另外,现代主义小说的边界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小说。就此来讲,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在文学性上很难足斤足两,所以凡优秀作品一定要具备当代文学的先锋性,当然不包括“伪先锋”。这也是我最终未能放弃小说的一个原因。

“诗意”与“诗”不是同一种东西。“诗意”浓烈到一定程度,并赋予相应的形式,才会变成“诗”。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将“诗意”与“诗”混为一团,这是审美和精神格局上的缺陷。

“诗意”突破一个临界点之后也就可以称之为“诗”了。一切能够以散文或其他方式表达和呈现的“诗”,都是“广义的诗”,即具有“诗意”而已。“诗”是生命中的闪电,是灵智,与感性和理性有关却又大幅度地超越了它们。这是一种极致化的、强烈的瞬间领悟,是通神之思,是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特殊显现。

在一些古代诗人中,就人生的意象和境界来看,我最喜欢的还是陶渊明。他的农耕生活除了最后的贫穷潦倒,总能深深地吸引我。他的酒和菊多么迷人,他的吟哦多么迷人。

在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李商隐中,就诗艺而言,就与现代自由诗的距离而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李商隐。他最靠近纯诗的本质,更接近音乐的特质。只有《三吏》《三别》《卖炭翁》一类,没有《月下独酌》《锦瑟》一类,中国的诗和诗人也就太单一了,诗性也就大打折扣。

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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