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世英(答辩·《再造中华帝国》︱重探早期现代东亚世界的区域秩序)

任致均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崇与三位年轻学者讨论其新著《再造中华帝国：1616-1911的满鲜关系》（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本文为第一篇评论。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费正清等学者开创性地展开对朝贡体系的研究以来，作为明清两朝最具代表性的属国，朝鲜就一直是诸多研究的焦点。近十年来，英文学界的国际关系学者，通过把朝贡体系建构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民族国家国际秩序的另类他者，给费正清时代以来已经沉寂的朝贡体系研究注入了新活力。由于朝贡体系为基于中国历史语境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框架，中文学界也多有关注。几乎与国关学者同时，英文学界的历史学者也在通过明清时期中韩之间的朝贡关系，重新思考早期现代东亚世界的区域秩序。过去几年间，Kirk Larsen、王思翔、宋念申、金宣旼 （Seonmin Kim）、温骏和（Joshua Van Lieu）、朴世英（Saeyoung Park）、罗乐然（Lok Yin Law）、金载民 （Jaymin Kim） 等以英文为主要研究语言的历史学者，已从不同理论议题切入，从所谓的“清帝国主义”、“中华中心主义”、帝国疆域、殖民地边疆、外交政治、作为中介的翻译、历史记忆、外藩交界地带的法律与主权等等角度，处理了从明代到民国，变化的历史景深内的中韩关系。可以说，近年来英文学界逐渐成型的“新清韩史”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学术潮流， 亟待成系统地迻译引介。

“新清韩史”中，当以特拉华大学王元崇教授于2018年出版的《再造中华帝国：1616-1911的满鲜关系》（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下文简称《再造》）为最具雄心的代表性著作。《再造》一书纵览整个清代对朝鲜关系，鸟瞰了从后金到民国，长时段变迁中的清韩宗藩关系。在本书中，王元崇所处理的核心议题虽以清代对外关系为出发点，最终的落脚点则是要通过宗藩关系的建立到解体，观察清代从“中国”、“天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衍变。从传统到现代这样的线性发展，似乎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已经不加质疑地构成了近现代历史叙述的主要框架。《再造》则能脱其窠臼，提出新意。全书分为“叩拜我皇帝 （Kowtowing to Our Great Emperor）”和“保全我朝鲜 （Saving Our Chos?n）”两部分，每部分又各分三章。第一部分展现了满洲兴起之后，通过把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确立成“传统”与“模式”，进而奠定自身的“中国”与“天朝”二重身份。第二部分转向19世纪中后期，已成“传统”的清韩宗藩关系是朝贡秩序的唯一参照，在几十年间与现代的国际关系并行共存。《再造》一书涵盖的时间跨度大，处理的诸多议题延展性强，实在可以作为多种讨论的起点。以下仅就各章要点概要大略。

《再造》一书中首要的理论介入，是对宗藩关系的再定义。作者以拼音的宗藩（zongfan）取代习见的英文 tributary （朝贡）。语汇上的陌生化，使我们重新审视费正清以来已然成为无意识共识的朝贡体系。在作者的重新定义中，宗藩首先是一种层级框架（hierarchical framework）。宗藩展现了对外关系中的更多面向，朝觐与贡物只是宗藩关系中的一个面向。在这一点上，马世嘉（Matthew Mosca） 也曾指出，朝与贡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大概只是“最小公分母”。

作者进一步区分了多元清帝国的双重属性：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疆域帝国（territorial empire）和抽象的政治文化帝国（politico-cultural empire）。前者可以指涉中国，后者则是天朝。以朝鲜为首的外藩属国与清帝国的关系也因此具有双重内涵：外藩属国既独立于疆域帝国之外，又依附于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清帝国。清帝国与外藩之间具体的边界，有时会因为“莫非王土”的天朝意识形态而变得稀薄而模糊。作者认为，清帝国与朝鲜之间泾渭分明的政治地缘疆界，其实是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反推回前现代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清韩之间的边界，至少在清朝看来，并非如此清晰。清帝国需要这种宗藩关系中的模糊，来确立自身的统治合法性与中心位置。进一步说，天朝与属国彼此需要，共生共存。天朝需要属国才能完整，在正统合法性上“构成彼此，定义对方 （mutually constitutive and mutually defined）”，换言之，天朝与属国的互相需要，是一种前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承认的政治 （politic of recognition）。

作者接下来依照满洲崛起、入关、盛清的时序，梳理了1616年以来的满洲-朝鲜互动。通过1627年的丁卯战争，满洲政权先与朝鲜缔结了准宗藩关系的“兄弟之盟”，又在1636年丙子战争之后彻底实现了清韩之间的宗藩关系。作者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两国来往的文书措辞逐渐变化，皇太极的自称从“金国汗”转变为“大清国皇帝”，朝鲜使臣造访当时的“京师”盛京被称为“来朝”，“信使”改为“贡使”， “礼物”改为“贡物”。通过二十年间对朝鲜的掌控与交涉，随着清韩宗藩关系的成立，满洲政权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成为“中国”的中心性。

入主中原之后，作者指出，“中国”与“天朝”看似是前现代语境下可以同义互换的两个词汇，实则二者意涵并不相同。取代明朝之后，清朝完成了向中国的转变。但构建天朝，要使清朝作为中国的合法性行之域外，接受疆域帝国之外的外藩在政治文化上的承认。在扩大宗藩关系、建立天朝秩序的进程中，清朝积极利用“朝鲜事例”来招揽属国。作者细致检视了清韩之间使臣往来的具体操作，以及朝鲜模式向其他属国的推广。

在宗藩等级和华夷之辨两种语境的复合作用下，朝鲜的另一功能是成为清朝中华自我的蛮夷他者。在乾隆朝完成的《皇清职贡图》中，“朝鲜国夷官”的绘像被列为“内外苗夷”、“外夷番众”之首。当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在帝国的职贡图里被再现为“夷”，清朝完成了他者的蛮夷化 （barbarianization of others） 和自我的中华化。在考察了以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等人为代表的朝鲜北学派士人的入清观感之后，作者认为在18、19世纪，朝鲜的部分知识精英已逐渐接受清朝的上国/大国身份。

自1616年以来，清朝中华帝国的再造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在初次成型之后就完整不变，而是一个在不同历史节点上不断重复并铺展延伸的持续进程。在此进程中，朝鲜一直为满洲统治精英所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说新清史重新发掘了清帝国的内亚因素，《再造》则指明了清帝国在“西望”内亚的同时，也有“东顾”朝鲜的一面。清帝国在构建自身合法性过程中，不仅吸纳了汉化与内亚的因素，同时也积极利用了经过再造与重塑、服务于帝国构建的宗藩关系。

如果说“叩拜我皇帝”的三章以呈现在宗藩关系中的中国为聚焦，“保全我朝鲜”的三章则处理了国际秩序与宗藩关系的摩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外交的态势也发生转变。作者认为清朝对欧美世界的重新认识，并不触及包含朝鲜在内的宗藩关系。清朝与英法美日俄诸国重新拟定外交关系，朝鲜则并未牵涉在这重组之中，仍然保持宗藩关系下的往来。这样的并行与共存持续到了19世纪末。

《再造》的后半部分处理了19世纪以来宗藩框架的缓慢的解体。原本用来确立清朝中心地位的天朝与属国之间的模糊界线，以及宗藩关系中的惯例与话语，在被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重新定义的时候，就成了主权的暧昧不清。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朝鲜也倾覆在西力东渐的阴影下，与欧美诸国冲突日趋激烈。法、美两国数次入侵，是为朝鲜近代史上的“洋扰”。第4、5两章集中讨论了宗藩关系受到国际法的挑战，清廷为朝鲜斡旋于欧美日本之间，试图在宗藩的框架中，定义一套能与万国公法彼此融洽的属国与自主的概念，并保证清朝在朝鲜的宗主位置。用万国公法的语汇表述宗藩关系中的概念，不仅是语言上的平行迻译，更是既有概念的不断撕裂重组，最终被纳入到条约限定的国际秩序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近代清韩关系的4、5、6三章中，作者时刻提醒读者，晚清对国际法的接受，和对宗藩关系的维持，二者中间呈现一种平行与共存的关系。这一时期的清朝，一方面通过与欧美日本的谈判，重新拟定国际关系；一方面仍与朝鲜保持着宗藩关系下的往来。作者认为，在清朝主导下的朝鲜革新，仍以宗藩的原理为背景。200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Kirk Larsen的《传统，条约与贸易：清代帝国主义在朝鲜 1850-1910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n Korea 1850-1910）》。该书认为，19世纪后半期的清帝国不仅是西欧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它同时也作为所谓“多边帝国主义”（multilateral imperialism）之一员，参与到对朝鲜的掠夺中。《再造》作者潜在地回应了Larsen的观点，他认为1882年以来清朝在朝鲜的督办海关、派驻朝大臣（全称“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设立租界，这些新手段并非从宗藩到条约、传统到现代的质变，而是延续着宗藩经验的逐渐量变。换言之，1882年之后，清朝仍然是以宗藩框架中的宗主国身份干涉朝鲜，而不是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出现在朝鲜。

在内的中国和居外的外藩共同组成了天朝。只有在剥离了内外不分、畛域不辨的外藩，确定了中国的疆域之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才成为可能。由此观之，只有当朝鲜这一最后的外藩完成了与清帝国的撕裂，莫非王土的天朝才能成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有清275年（1636—1911），对东亚区域秩序的打造，可谓自朝鲜始，由朝鲜终。始终之间，是清帝国的不断再造，从边鄙蛮夷到中原文明，从理论上普天之下的帝国，到名义上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

义州北京使行路程

朝鲜模式的边界

《再造》首要的理论贡献，当属反思朝贡，重新引入宗藩。其中又以作者提出的朝鲜模式，最具启发与新意。在清初外交中，的确常常援引“朝鲜事例”，然而其内核并不是具体的外交程序，也未形成可重复操作的制度。如对明郑的招降，斡旋之间两方都曾以“朝鲜事例”做谈判的依据，这里“朝鲜事例”指的是明郑如朝鲜一般保持朝贡国的独立，不剃发登岸。在招抚安南、暹罗等故明属国时，“朝鲜事例”又指一种交还明授印信、重新受封于清朝的手续。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朝鲜事例”在清初得到广泛应用，大概也是因为它未经严格定义，是空洞但灵活的概念，不同场景下都有适应与运作的空间。在琉球入贡之后，清朝招抚东南亚国家时便提出过“如琉球事例”。面对安南暹罗等东南亚国家，海道来朝的琉球显然比陆路入贡的朝鲜更具有指导意义。仅就这一侧面而言，清初外交的具体操作中也会援引其他的“事例”。

在清代的日常公文和谕旨中，外藩、属国、朝贡之国经常混用，可以说是共同构成了话语层面的天下。然而在具体的治理和往来上，其间还是有所区隔。如龚自珍在“主客司述略”中做了清晰的表述：

我朝藩服分二类：其朝贡之事，有隶理藩院者，有隶主客司者。其隶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旗，喀尔喀八十二旗，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属之廓尔喀是也。隶主客司者，曰朝鲜，曰越南，即安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暹罗，曰荷兰，曰琉球，曰西洋诸国。

在《大清一统志》中，朝鲜琉球等朝贡之国，和蒙古西藏等也做了明确的区分。理藩院治下的外藩与礼部治下的朝贡国，分别以《理藩院则例》和《礼部则例》作为管理依据。在宗藩/朝贡关系的内在多样性面前，“朝鲜模式”作为成例的有效性，其应用的边界在哪里？诚然，作者在《再造》并未将“朝鲜模式”当做一个可重复操作的制度先例来处理，“朝鲜模式”更多的是清帝国在话语层面上建构的政治符号：在清主导的宗藩关系中，一个高度儒家化的国家，扮演政治上从属的属国和文明上低等（相对于中国低等，非绝对低等）的夷。把朝鲜打造成的儒家宗藩原理下的话语与符号之后，清帝国所要展示的目标受众是谁？无论作为对外关系的成例还是政治话语中的符号，清韩宗藩关系都是在汉化/儒家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对于一个文化、民族、语言多元化的清帝国来说，清韩宗藩关系对于帝国的其他面向，有着怎样的意义？宗藩关系是一个概括性的抽象原理，在清韩之间的交涉往来，如疆界划定、流民犯越、边境贸易等等，其处理惯例常有天朝话语所不能及，往往超出宗藩原理所能统摄的范围。《再造》对朝鲜事例论之甚详，阐发的朝鲜模式极具启发性。对于朝鲜模式以及宗藩关系在清帝国中的限度，可以通过对比清帝国内外关系中的其他模式，做进一步界定。

研究清韩关系的著作，多用朝鲜画家金弘道的《燕行图》系列做封面或插页，以表现朝鲜人造访中华的观感。《再造》一书则选取出使朝鲜的阿克敦《奉使图》做封面。在朝鲜之来与清朝之往，一来一往之间，作者当有深意在焉。

金弘道绘燕行图《朝阳门》 崇实大学韩国基督教博物馆藏

自2010年以来，被冠以“朝贡体系”之名的中国前近代区域关系，日趋为不同学科的学者所关注。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遭遇重重危机的当下，朝贡体系作为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东亚他者，似乎被建构成对另一种秩序的想象。然而目前的努力大多将历史的朝贡化约为前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模型，具体到明清两代的历史语境，以及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朝贡制度（actually existed tribute system），仍有待历史学家基于史实史料的厘清与更新。王元崇教授的研究展现了历史上以宗藩朝贡为框架的清韩互动，怎样被纳入到清帝国对自身的构建当中来。作者构建了一个令人信服、将贯穿几个世纪的宗藩关系统一起来的阐释框架，而又没有在追求模型的解释力的同时，牺牲了历史学家对丰富史料和历史细部的准确解读。《再造中华帝国》基于翔实的多语种史料，吸收中韩英日不同语种的先行研究，所涵盖的议题与数种史学潮流展开对话，将“帝国”、“宗藩”、“主权”、“文明”、“边界”等诸多重要概念，纳入到一个雄心勃勃的、横跨将近300年长时段（1616-1911）的历史分析中来。在英语学界，《再造》不仅是重新思考清代对外关系的后费正清起点 （Post-Fairbankian departure），同时也将是东亚秩序研究领域内的重要地标。《再造》甫一问世，在韩国东亚史学界已引发讨论。同时又有多种重要英文期刊刊发书评，足见影响。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再造中华帝国》都将是关注东亚区域的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常读书目。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