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度穿什么(15度穿什么汉服)

COP15中国代表团成员高翔：穿着汉服谈判。视频编辑 吴佳颖 实习生 刘宗坤(03:10)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COP15）大会眼下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在谈判场上和公开场合， 一位身穿汉服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他就是此次生物多样性谈判以及资深的气候变化谈判代表高翔。

熟悉高翔的人都知道，尽管外表和声音像是“青年”，其实高翔已是中国代表团的资深谈判成员。

高翔现任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政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在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领域拥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参与了自2009年以来所有的气候变化谈判和多次生物多样性谈判。

2008年至2019年高翔就职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政策和全球气候治理。高翔自2009年以来，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主要负责减缓和透明度议题。自2014年起，任《京都议定书》遵约委员会候补委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别履约报告国际审评员，并获得2017年度国别履约报告主任审评员年度贡献奖。高翔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透明度议题谈判联合主持人，2019年起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科技咨询机构《巴黎协定》方法学议题谈判联合主持人。

对于生物多样性谈判，高翔也并不陌生。在采访当天，高翔参加谈判直到凌晨，然而一早，他还是准时如约来到会场，就自己十多年来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谈判的经历和感受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娓娓道来。

以下是专访全文：

从新手到老将

澎湃新闻：你是怎么会进入谈判队伍的？

高翔：我2008年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后，先是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能源研究所工作，工作内容是能源环境气候变化政策。中国的气候问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最早其实是从气象部门开始的，因为最早觉得气候变化可能科学性更多一些。但后来逐渐发现气候变化可能更多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一个发展问题。所以后来国家就把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发改委的管辖范围。

2008年国家发改委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司统筹国内国际气候变化相关的工作。我们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还是能源部门，我所在的能源所一直有丰富的研究，相关谈判工作也是依托这几家单位来开展，所以我参加谈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澎湃新闻：第一次参加联合国谈判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高翔：我第一次参加谈判是2009年哥本哈根。当时我介入的程度并不是很深，还属于学习阶段。当时的感受就是觉得氛围很紧张，每天大家都在熬夜，但当时我并不像现在在一线承担具体的议题，所以感受到的压力还不是那么大。

我还记得当时那个会议场馆还有很多棚子在搭建，走在地上踩着木板发出嘎嘎的声音，大家都特别匆忙，常是远远看到自己的队友打个招呼，心里有个安慰，然后就赶紧去忙自己的事情了，所有人都是这种状态。

澎湃新闻：从那之后，你参加了每一届气候变化大会谈判，在这过程中有过困惑和挑战吗？

高翔：确实有很多挑战。我是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当时脑子里的概念就是去做科学家，要写论文去发表，这是我的主业，但是承担了谈判研究的工作，完全是一种不同的风格，指标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时候你就会想我到底要追求什么？是要追求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文章，还是要追求经常会有一些公众曝光度，或是更多去了解中国各个地方实际实施政策的情况，给政府提供一些建议？你的方向会很多，但这些方向很多时候很难兼顾。

说直白一点，其实在高校评职称，包括收入的指标上面，如果参加谈判工作的话，会占据很多时间，而且它的考核指标体系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下，就会对原先的职业发展想法产生一定的影响。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穿汉服参加谈判？

高翔：我不是每次都穿，我也不记得从哪年开始了，这几年我们讲文化自信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方面，国内穿汉服的人也越来越多，我觉得都是对中国文化一种很好的宣传。

当然迈出第一步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但领导们并没有说什么，都觉得挺好的。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其他国家代表也都特别欢迎，因为联合国的平台还是比较开放的，不仅是中国，其他很多国家也有穿自己民族服装的，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大家对于文化多元性的尊重，我觉得是全世界的一种主流。

中国代表团成员高翔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谈判的感受经历

澎湃新闻：有人将谈判描述成“打仗”，你觉得准确吗？

高翔：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我觉得可能从精神上有点类似吧。就是首先得坚持，然后你得非常强大，武装好自己，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认输，绝不放松。

但绝对不是说我的意图就是要把谁打倒，因为我觉得谈判跟战争可能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多边谈判的目的，是要最终达成一个对所有人都好的结果，而不是要消灭谁，这是最大不同。

为什么谈判到最后大家总还是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谈的东西都是对所有人，对全世界有贡献的事情，所以大家会有一个共识。

我个人觉得谈判最大的挑战和困难还是在于各个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各国国情不一样。如果说有些国家非常希望把自己的一些好做法，变成一种全球都通用的做法，他可能主观意愿是好的，但是如果忽略了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力，就根本做不到，这种时候就会产生分歧。

我觉得谈判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仅考虑你自己，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讲历史责任，发达国家早发展，对气候变化有历史责任。不管是气候变化还是生物多样性，得考虑不同的国情，不同国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我们有14亿人口，那么我们的排放量当然大，欧洲人口加起来都没有我们多，排放量没有我们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像这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不同的国情，我觉得在谈判中一定得考虑，并不是在理论上特别好的事情，在实践中就一定可行。好比科学家做各种情景分析，理论上如果全国人民不吃不喝，我们明天就零碳了，但是在实践中通过什么样的政策一步一步走过去，就非常考验政策决策者的能力。包括在谈判中，怎么考虑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不能提一个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没法谈。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一下像生物多样性这种有近200个缔约方参加的谈判，是怎样具体进行的？

高翔：一般来说就是大家先讲自己的立场，讲完之后，大家试图找到一个中间地带，用什么样一个表述，能够照顾到各方的关切。有时候政治动力非常重要，需要有高层来提供这种推动力，高层有时候会通过他们的一些磋商，给出我们一个接下来谈判的方向。

澎湃新闻：听说谈判非常辛苦，你们这次的作息大概是怎样的？

高翔：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大家基本上还是按部就班，工作时间是上午十点到一点，下午三点到六点，晚上是七点半到十点半。

但是到后面谈判焦灼的阶段，可能就时间比较长，像昨天晚上我们弄到一点半才结束，今天早晨有会的话，你还得继续来。

我记得特别清楚，2018年那年在波兰卡托维茨，因为我们代表团的驻地离会场要开车一个钟头，那一年大家有预期，要把《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全部谈出来，所以任务非常重。代表团统一买了睡袋放在代表团的办公室。

有一天晚上，很多同事就铺在地上或者凳子上睡，因为你不知道进展如何，随时要等候主席国新的安排，时不时会有同事去轮班，看议程表什么时候开始开会，其他同事先睡，一旦要开会了，大家就起来。那次确实是非常非常艰苦。包括领导们也是靠在沙发上打盹，我觉得在这种谈判期间大家同甘共苦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澎湃新闻：你如何面对谈判中碰到的压力？

高翔：对我们来说，首要的还是国家利益，虽然有时候谈判并不是每年都会达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性法律性的产出。但是每一个谈判，每一个点，背后可能都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因此，你必须要坚持，我们谈判代表团是一个团队，觉得有扛不住的时候就赶紧找司长，司长商量完了找部长，总归要把问题解决。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谈判同伴，领导都在这里呢。

谈判中的收获

澎湃新闻：走下谈判场所，私底下你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会有交流吗？

高翔：很多，我们好朋友挺多的。我们跟以前美国的同事搭档，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一块担任《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透明度议题谈判联合主持人。我们进行双边交流的时候，就有一些互动，除了在工作中的讨论之外，有时候我们也会知道对方的家里现在什么样，我觉得这都特别好。

然后就是工作上的，像我们跟德国的谈判代表，各自在国内也是承担科研工作的，给政府出政策建议，我们后来组建了中德二轨对话，通过专家对话，开展一些联合的研究，共同探讨中德政府能够怎么更好去开展合作。

谈判场之外，平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联系，当然不是跟所有的人，谈判代表这么多，还是平时谈判中大家比较熟的人，因为谈判不仅是在谈判场说话，说完了之后在会下就完全不说话。

我觉得很多国外的同事非常敬业，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他们非常仔细，一个逗号，一个句号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学习到很多。

澎湃新闻：许多人可能会认为类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你怎么看？

高翔：我觉得谈判是有它的过程的，并不是说每一年都能产生像《巴黎协定》或者今年《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样的重要结果。但是谈判的过程，一方面是谈判代表相互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谈判把国际最新的主流形势带回给国内，帮助国内制定政策。国际的趋势对于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澎湃新闻：许多人觉得对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这些大话题普通人无能为力，距离自己很遥远，你怎么看？

高翔：我觉得气候变化也好，生物多样性也好，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目标，当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行动中，不管是国家的制定政策和采取相应措施的行动，还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行动，行动起来你才能实现。

不管应对气候变化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没有人去落实，就是一纸空文。过了十年二十年你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觉得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有国家的行动，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行动，社区每个公民都能采取自己的行动来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澎湃新闻：这些年谈判的经验对您来说有什么帮助？

高翔：作为一个中国谈判代表，最大的一点就是每次坐在中国的牌子之后，会非常自信，因为你是代表中国在说话。但这也给你很大的压力，你能不能代表中国说出正确的话。其实谈判对我的整个学习和工作的促进非常大，一旦想到我说的话是要代表中国，我以什么样的话术去说，都要求你在平时就去研究学习，包括向你的同事和前辈们去学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怎么说可能会更好一些。

另一方面参加谈判工作，你会交世界各地的朋友，虽然在谈判桌上，可能我跟你的立场不一样，因为我们来自的国家不一样，但是私下里，很多不同国家的谈判代表关系都还是蛮好。我觉得在我们相互了解后，也有助于我们向各自的政府去传递一些积极友好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的平台是非常难得的。

澎湃新闻：你觉得这些年国人对于气候变化和自然保护的认知有怎样的变化？

高翔：气候变化，尤其是这几年，大家可能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这些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包括我们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在这种时候，并不是说我无能为力，其实每个人都能做事情，比如说骑共享单车取代打车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包括现在地铁越修越多，选择用地铁上下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行为，包括夏天空调温度控制在26℃，都是非常好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我觉得中国人从骨子里来说，自古就有节俭的意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只是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些人富起来了之后，开始有点大手大脚，但总的来说，中国人相比其他国家的人，因为节俭的意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基因血脉里面有这样的意识，所以公众比较容易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我们有这种文化的传承。

我1998年读大学的时候，选环境科学的专业，当时了解环境科学的人并不多，有人还以为是不是搞环境卫生的。这几年，随着生态文明思想的建立跟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环境问题跟发展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发展离不开好的环境，环境的保护也有助于我们持续发展。

我觉得很多小的事情上，包括我们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之后，通过衣食住行当中，你就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有助于生态环保的，这对我们环境意识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澎湃新闻：对于未来有什么愿望吗？

高翔：从国家的角度上来说，我希望我们的工作有助于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路上走得越来越好，包括应对气候变化也好，生物保护也好，其他环境保护也好。

要说特别具体的话，我从事谈判这么多年，当然希望在没有其他外部各种干扰的情况下，能够抵抗得住不同的诱惑，把事情一直做下去，做好。就像之前解主任（解振华）老跟我们说，一辈子能做这一件事情，为国家做出了贡献，这辈子就值了，我对这句话非常非常赞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