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领导退休安排司机(老领导退休前对下属安排)

叶青退休：继续与车改“死磕”

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赴武汉采访叶青。

2月10日，叶青正式拿到退休通知，在这之前，他已在湖北省统计局担任了近20年副局长。在很多人眼中，他是官场里的固执“另类”。多年来，“公车改革倡导者”是他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标签。

5天后，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在叶青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创业街的家中见到了他。他刚从外面赶回来，穿着正式，系着领带，“我上午回单位办公室处理了些事情，中午抽空在东湖附近和媒体朋友见了面。明天上午要作为监事去参加省慈善总会的会议，下午还得再回办公室一趟……”退休“老头”叶青似乎对安享晚年并无兴趣，他的生活依旧忙碌，却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刚一退休，叶青就给自己制定了满满当当的每日时间表。他说，自己要继续发声，特别是在擅长的财经领域，还要扩大声量。

廉政瞭望·官察室：如何规划退休以后的生活？您现在每天作息怎么样？还是跟上班一样吗？

叶青：我本来应该在去年4月份退休，但因为我是湖北省政协常委，所以一直等到今年1月份换届我才退下来。现在每天还是很充实，因为继续在做自媒体。每天我都有两个小时“雷打不动”，把15至20个媒体平台都过一遍，对值得关注的文章进行归纳梳理，再花一个小时把新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即“叶青看财经”。

从2017年2月12日开始，我已经坚持写了2100多篇。我通过小鹅通直播也已经3年了。另外的时间，我主要是走访企业，讲课，写自述书，回忆自己过去的一些事，每天就是这样。以后我可能更多是给一些企业家培训讲课，或是到一些区县去，针对县域经济发展做一些报告、提一些建议，这些我都已有安排。

叶青在录制抖音节目。

廉政瞭望·官察室：微博、微信、抖音账号是您一个人在运营吗？是什么推动您坚持写作和在新媒体发声呢？

叶青：我做自媒体的习惯从2006年就开始了，当时在北京开全国两会期间，我在人民网强国博客邀请下开通了“代表叶青”的博客。很多代表两会开完就不再写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一直写到2019年。直到微博突破140个字限制，我就转到微博上发布长文。

以后我可能还会搞一个栏目叫“叶青进企业”，带着我们的抖音团队到各种企业去参观产品，听听董事长讲规划，然后再给这些企业一些咨询建议。

我本身在大学里面是研究财政史的，财政史等历史研究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知道，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思想家、科学家、改革家会名垂千古。这个是我坚持发声、著述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想把自己写到历史里面去，即使以后不在了，也希望后人叫我“叶车改”，就像“厉股份”之于厉以宁、“吴市场”之于吴敬琏。若是叫我“叶车改”，就觉得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点东西。

叶青很重视自己的知识人、读书人身份。他认为自己是“问题主义者”，给自己的要求是像教授一样当官。

廉政瞭望·官察室：回顾20年的副厅级干部生涯，对从政有何体会，最大的人生感触是什么？

叶青：没有被降级安排就很不错了，我就是一个平级没有往上走的干部。最大的体会就是：在官场直言很难。一些人讲的话都是尽量让领导高兴的。如果领导不满意，有时候就会影响到自己。

有的单位里面会形成两类人，一类人比较机灵、会讲话，常和领导待在一起，提拔得也比较快。还有一类人不善于或不愿意这样“讲话”，可能就升不上去。所以现在的官场，好像你得很灵活很机灵，要做事就不能够得罪领导。

廉政瞭望·官察室：所以您自我感觉还是很“直”的？您在体制内干了这么久，在同事们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叶青：2004年开全国两会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外号——“中国最具个性官员”。老百姓都说我另类，同事们就更认为我另类了。有人说，从来没看到一个官员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觉得：“你完全可以和我们一样保持沉默。”但我对自己说：“干脆另类到底！”我算是学历史出身，学历史的人骨头都很硬。

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我坚决用当教授的方式来当官。当教授就要教学生提一些创新性的意见，何况我本身也是一个读书人，如果只当官是很不合算的，读书多总还是要多做点贡献。

廉政瞭望·官察室：20年一直都是副局长而没有更进一步，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情况？

叶青：我是民主党派成员，1991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同时，还有年龄上的因素，我在2017年就不再担任省民进副主委了，因为我当了18年的副主委，已经超龄，就主动退出来了。我就一门心思参政议政，为人民服务。

我们在这一行就知道，不要傻乎乎地一直去要求什么。组织都会根据情况充分考虑。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当多大的官组织上定，做多大的事我自己定。同时，我也很早就知道，我的说话风格一出来，就已经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一些领导不喜欢我说他工作上的问题，而我却是个问题主义者，发言经常就说问题，说怎么解决它。有人就希望你说些讨好的话，但我觉得没有意思，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这个结果挺好。假设这次给了我一个一级巡视员之类的安排，可能我就不会去拍一张照片公开了。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其他都无所谓。我基本上没有遗憾，我的学问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停下来。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叶青仍然密切关注着让他名声大噪的公车改革问题，按他的话说，就是要继续和车改“死磕”。

叶青接受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采访。

廉政瞭望·官察室：公车改革推行多年，您如何评价改革的效果，有没有不满的地方？

叶青：首先我想说一下，过去报道总说我骑车上班等等，其实有些误解。我经历过多次搬家，离单位近时确实骑车上班，但后来还是自己开车为主。我自己有“3、5、10”原则，3公里走路，5公里骑车，10公里开车。

现在我认为总体效果打个8折吧，改革在有的地方仍然没有落地。甚至一些网民反映单位租车的费用很高。对此，我只能说中间有腐败的空间。

首先，车改肯定是节约的。没有车改的时候，整个社会在“公车”上要花费3000亿元，这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钱是财政系统给每个单位养有编制的车的。有编制，财政就每年给拨买车、养车、养司机的钱。

同时，有些单位因一些工作或特殊情况得到临时性的指标，会有那么几辆车是编制之外的。比如上级单位为开展工作会给下级单位送一些车。这样一来，单位就要养这些“编外车辆”。那么可能就要挪用经费，甚至乱收费。

第三类就是灰色的“公车”。即使现在，一些企业把车送给那些有潜力的处长、科长等，仍是很常见的事。这部分车实际上是企业或者相关利益人养的。

有一次在武汉开会，某省一名财政厅原厅长坐在我边上，初次相识的他竟把我说了一顿，很直接地表达了他的不屑一顾，说什么车改后可能会更麻烦。我就对他笑而不语。结果两三个月后听说他被抓了。

所以我常说，干部对待公车的态度就像一面镜子，那些贪腐的官员，打心底里反对车改，因为这与他们捞钱享受相矛盾。

廉政瞭望·官察室：一些体制内工作者抱怨车改后“私车公用”现象越发严重，对此您如何回应？

叶青：大家之所以有意见，就是一些地方车改“圆圈”没画好。现在到乡镇都要画车改区。在车改区和报销区内发放车补和安排车。以湖北省省直机关为例，在武汉划出了7个车改区，大概在三环线以内即888平方公里以内的7个区域不派车。因此我们到武汉火车站、汉口火车站都得自己去，但是天河机场在车改区外，就可以派车。

现在关键是很多地方没有划好车改区。比如一些区县以政府所在地为圆心，划定车改区，一些乡镇就被划在“圈外”。有些干部总是一个人开车带着几个科长到车改区外的乡镇去开会。另外4个人虽然也拿着车补，但很少会和开车的那位一起分担费用。所以在个别单位有人认为，谁买车谁吃亏。

廉政瞭望·官察室：您对于车改还有什么新的思路和建议吗？

叶青：第一点是建议全国学习安徽省的车改措施。他们最大的成功是连乡镇的公车都已纳入监管平台。这个是我们现在呼吁全国要做的，也是国家车改办所支持的。每个乡镇的车都在网上，当地纪委监委想查哪部车都知道在哪。

对于单位确实公车不够的情况，我建议今后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将公车监管平台和租车的平台对接起来开展监督。要外出开展工作，租来的公车就按规定线路前往。我相信如果这些能落地，就不会有那么多抱怨了。

还有一点，我建议对退休干部的用车进行改革。比如，有的地方规定30名退休干部配一辆车，由财政负担。一些老干部说，他们几乎从没用过公车，也不好意思用。所以很多单位名义上给退休人员备的车，实际上是在职人员在用。这中间也可能出现腐败的问题。目前湖北省已经有省直部门进行改革试点，将退休干部用车取消，改为发放补贴，进一步减少公车混乱的情况。

叶青认为，只有将参政议政与专业研究深度融合，才能观察到有价值的问题，提出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廉政瞭望·官察室：这么多年在政府机构工作，有怎样的观察和思考？结合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您有正在关注的方面吗？

叶青：最近我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提议可以让制度更加完善。

20年观察下来，我看到一些年轻人的成长很压抑，很多年轻的公务员考进来以后，只能按部就班，干几年科员，然后提副科，如此类推。这些人如果不学习不读书，就很容易消磨下去。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我希望有更多干部能够像我一样有个发声的渠道，或者至少有一个内部上书的通道。

我一直在思考，公务员财产申报中是否应该报车。很多官员开着车，车主并不是其本人。有些干部向企业借车不还；有的干部接受别人的车去开，油卡有人充，保险有人办，坏了别人负责修好。一旦查起来就把车退掉。一些企业家私下跟我说，他们对这种事很反感，却不敢得罪那些来自财政局、税务局、发改委的干部，而且越到基层税务所一些干部胆子越大，很多企业都受不了。所以我在这里提一个建议，公务员财产申报一定要把车的品牌和车号搞清楚，这是一个大问题。

廉政瞭望·官察室：近年来，多地统计数据造假问题陆续曝光，您如何看待统计造假、数据挤水分方面的问题？

叶青：这十年，中国已经从“真数治省”走到“真数治国”。统计造假最大的问题就是源头造假，现在数据都通过联网直报，数字报了以后就不能再改。然而一些地方主官因为政绩需要，有时会要求企业多报数字，这样一来是看不到领导干预数字的，所以源头造假是最难办、最难查的事情。前段时间雷丁汽车集团实名举报山东潍坊昌乐县委书记一事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如果事情属实，那是企业负责人发现，如果不举报涉事县委书记，要坐牢的就是他自己了。

2019年，从中央到各省市区启动统计督察，每三年一轮，已经造成很强的震慑。统计督察针对一个地方的三名领导干部，比如说省委书记、省长、常务副省长，市里就是市委书记、市长、常务副市长。

不过，现在统计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经信厅、统计局、财政局、银行让企业重复填表问题。另外统计登记的“漏统”等问题仍然存在。对此我建议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由过去的“统计一套表”升格为“政府一套表”。企业根本不需要知道数字是报给谁的，只需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报送。数字到了区块链的平台上，然后按照各种法律的规定使用，比如统计法规定可以取得哪些数字，自动更新到统计部门的库里。

我还建议，统计人员一定要相对稳定。很多单位统计员调动频繁，这也会影响统计数据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