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避孕套“绑架”的藏区女人：无法生育，就没有价值？|万玛才旦|静静的嘛呢石|卓嘎_

记者／李子建

达杰神情肃穆，跪在上师面前，想知道父亲的亡灵会转世到什么地方。上师告诉了他答案，亡灵会顺利转世到自己的家中。恰好在此时，他的妻子卓嘎怀上了一个孩子。这是电影《气球》中的场景，故事的冲突正来源于此。

《气球》由万玛才旦执导，索朗旺姆、金巴、杨秀措等主演。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主人公卓嘎的孩子，偷走避孕套当气球吹，间接导致她意外怀孕。卓嘎想要打胎，丈夫达杰认为孩子是父亲转世，坚决不同意引产，一家人面临尴尬而又难以抉择的事件。

自2020年11月20日全国上映以来，《气球》在豆瓣上的国产电影中，获得了7.9分的较高评分。观众对藏语对白的电影非但没有陌生感，反而对主人公的遭遇产生共鸣。

导演万玛才旦告诉记者，观众看到藏区故事，能够感知到他们作为人的情感方式，“作为导演，也希望观众看到这部电影时，对藏区的当下有一个客观的全面认识。”

“气球”引发的生育难题

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藏区，曾做过小学老师，后受到资助，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他导演的作品如《静静的嘛呢石》《塔洛》《老狗》《撞死了一只羊》等电影，题材无一例外，均集中于藏区叙事。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影像反映藏区的生活，也因此被称为藏地电影新浪潮发起者。

电影《气球》的灵感，真的来自一只飘在风中的气球。有一天，万玛才旦去中央民族大学找一位朋友，经过中关村时，一个红色的气球出现在他眼前。气球随风飘舞在天空中，他的目光牢牢地被吸引，灵感突然来了，脑海里出现一个和红气球意象有关的故事。

当时万玛才旦将此意象与藏区结合起来，联想到经常会被懵懂无知的小孩子当作气球玩耍的避孕套，逐渐构建人物关系，故事的雏形开始慢慢浮现。万玛才旦回到居住地后文思泉涌，《气球》的剧本一气呵成。

兴奋的万玛才旦将剧本交给各相关人员，但在当时，没有人看好由避孕套引发的藏区家庭故事。此后，万玛才旦又将剧本改编为小说，发表在《花城》杂志上。直至2018年，他将一万字的小说，经过丰富相关情节扩展为三万余字的剧本后，电影《气球》才终于得到立项，经过前期筹备，进入拍摄阶段。

万玛才旦告诉记者，从最初有了故事灵感，直至进入拍摄，其间经过十余年时间准备。但情节的主线、几个核心人物、整体故事内核其实都没有变。

《气球》是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故事设定在1990年代中后期，围绕一个家庭展开。女主人公卓嘎有三个孩子，在县城上中学的孩子已经不需要大人费心，家中的两个小孩子偷了家里的避孕套，吹大了当作气球玩。因为这个“气球”，卓嘎怀上了一个她并不想要的孩子，矛盾与冲突就此发生。

一方面，在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如果要孩子，接受罚款将会让家庭面临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在爷爷去世之后，一位深受藏民尊敬的上师，预言卓嘎所怀的孩子，是爷爷轮回转世。

围绕着这个孩子要不要，构成了电影《气球》的核心叙事，而那只气球，也由此变成了一个含义明确的意向，成为故事中主人公的世俗难题。

当女性面对生育难题，某种程度上，众多表现此题材的文艺作品，背景设置几乎均建立在男性占据主导的空间。《气球》中的女主人公，在怀孕之后遭遇的种种压力，暗喻在此时刻，女性身体并不属于自己。

类似暗喻，电影中有多处场景体现，比如女主人公看向等待配种羊群的目光，在此情况下有着别样意味。优质种羊的作用，便是用来配种，羊群生育得越多越好。如果一只母羊无法再产下羊羔，那么它的价值意义立即消失，结果只有被卖掉。

卓嘎内心的挣扎、彷徨，以及面对无法掌控的命运，压力来源正是女性生育。女性的身体并不由自己控制，男性意志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女主人公。《气球》表达的正是处于此种境遇下的女性，卓嘎掌控自己命运的意识逐渐觉醒，她想要把握自己的身体，以及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信仰、轮回中人的困境

在生与不生的问题上，对卓嘎的选择有着决定性影响力的是信仰层面的“轮回转世”概念。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也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内核动力。

在万玛才旦看来，轮回转世、生死、佛教等等，就是藏族人生活的一部分，很难把信仰和日常生活分开，这就是现实生活的场景 。

在万玛才旦的多部电影中，都可以看到涉及信仰的表达。《气球》男主人公达杰，之所以坚信孩子是已经去世的父亲的灵魂轮回转世，这一个理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现实生活基础。万玛才旦自己也有类似的生活经历，他被爷爷认定是他舅舅的转世。

也正是由于信仰在藏区生活中的随处可见，甚至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其最终成为卓嘎陷入困境的直接诱因。在此角度下，信仰会对主人公的生活产生困扰，甚至引发一家人矛盾冲突，便不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

由此，《气球》主人公卓嘎处在信仰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下，自己不想生孩子，但出于轮回转世的影响，家人认定怀的孩子是爷爷，两难处境导致她难以抉择。

万玛才旦坦言，从文化、信仰角度，电影中呈现的是藏区语境，离开此语境，普通观众可能理解上存在障碍。因此从创作开始的时候，剧本、台词、拍摄等各个环节，都事先做了铺垫、交代。在此情况下，内地观众有接受故事的心理基础，能够与故事中人物产生共鸣。

在激烈的情节冲突下，万玛才旦对故事中的人物充满温柔的关怀。包括失去爱情出家的香曲卓玛和意外怀孕的卓嘎 ，她们都不能为自己做主。在女主人公面对信仰和现实的双重抉择时，人物陷入双重困境，作为导演的万玛才旦，同样无法替她们做出决定 。

影评人程青松认为，不能因为《气球》讲述的是藏区故事，便认为它是地域性电影，其实《气球》讲述的故事，更具有普世价值。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们，都有可能遭遇同样的困境，“只是恰好由导演采取了藏语对白叙事，并不代表便是地域性电影，这是一个超越地域文化的故事。”

在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中，并没有显示女主人公究竟做出了何种决定。万玛才旦告诉记者，《气球》想要表达的是人的一种困境。某种意义上，这种困境不仅存在于深受信仰影响的藏区，同样也存在于其他区域人们的生活中。

“俗世”中的超现实影像

《气球》讲述的藏区故事，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是比较陌生的电影叙事。这部电影的观影体验，对于从未到过藏区的观众而言，近乎于猎奇。大量的长镜头，将藏区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现，但若除却藏区元素，人物面对的生活，与内地生活一般无二。

比如对性话题的躲避，在各地普遍存在。电影中医生将避孕套送到卓嘎家里时，她的表现始终处于闪躲之中。这不禁让人想到，内地的计生干部送一些避孕用品时，同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两个小孩子将避孕套当作气球玩的情节，更是在上世纪的日常生活中存在。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避孕套同样被吹成气球，这个具有意象性的标志镜头，曾经让很多观众在窃笑中回忆起那个年代的禁忌。

万玛才旦将此意象进一步深化，以至于由此引发的麻烦，将女主人公推进到一个令人近乎绝望的境地：她躺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准备将不想生的孩子拿掉。丈夫和儿子闯进来，希望逝去的人能够通过转世回到家人身边。

在电影里则以一些超现实风格的影像呈现，也使得电影《气球》的叙事具有独特的意蕴。观众在进入主人公世界的同时，也享受着一场视觉盛宴。

比如，我们都知道湖面上是无法承受一个人行走的，但在《气球》中，绚烂至极的天空下，去世的老人在湖面倒着行走，他的家人在追赶他的身影。水面与天空重重叠叠，现实与超现实不分彼此。

这一段影像的拍摄，其实并没有使用任何特效。万玛才旦介绍，那一天拍摄的时候，场景选择在青海湖边，恰是黄昏时分，水面倒映着天空。手持摄影机随着老人的走动，实拍的效果堪称神奇。

摄影机运动的方式，在万玛才旦看来和一部电影的主题紧密相关。在拍摄《气球》之前，他曾与主创进行深入探讨，认为电影中的人物均处于一个焦虑不安的境地，适合手持摄影机跟拍，表达人物的状态，“选择手持跟拍长镜头的方式，去进入人物内心世界，那种不安会较为准确地呈现。”

摇晃的白色气球，和在蓝天下飘荡的红色气球；酥油灯照亮女主人公的面容，闪动着不安与紧张；卓嘎望向远方的眼神，出家的香曲卓玛面对卓嘎时低首，丈夫得知卓嘎想要拿掉孩子时的咆哮。镜头前的各个人物，均面对着不同命运的选择。

影片中，达杰终于为两个孩子从镇上买回来了红色的气球。一只爆裂破掉，另一只在两个孩子的争抢中意外地脱离掌控之后，轻盈地飘向天空。这只象征着信仰、生命、轮回的气球，伴随着耀眼的红，将去往何方、飞向何处，没有人知道答案。

气球升空，故事中的人物生活继续。卓嘎准备离开家，去往寺庙，在那里她将思考自己的未来，以及肚子里孩子的未来。我们都希望，卓嘎这一次的决定无论是什么，都不会是为了任何人：她的身体，属于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