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幼(金代最高学府的学生们，都学些什么，待遇怎么样呢？)

最后更新：2023-02-27 09:02:09

关于金代国子监内对学生的管理情况，史料记载颇少。《金史?选举志一》记载：

“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遇旬休、节辰皆有假，病则给假、省亲远行则给程。犯学规者罚，不卒教者黜。遭丧百日后求入学者，不得与释奠礼。”

女直国子学“凡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诗赋大概就免去了。又《金史》卷10《章宗纪二》:承安元年(1196)正月“丁亥，国子学斋长张守愚上《平边议》三篇，特授本学教授。”可知金代国子监中也曾实行分斋教学之制，大概与宋、元的有关制度相仿佛。

一、金代国子监教学的教材及生源

《金史?选举志一》还记裁了有关学校教材的规定。其中经书包括《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孝经》。史书包括《史记》和以前各朝正史。子书包括《老子》、《荀子》和《扬子》。经书版本一律选用汉唐以来的传统注本，大体上也就是清人所编《十三经注疏》中所收的各个注本。

金代国子监教学的直接目的是为科举服务。这一特点到金代后期尤其明显。《金史?选举志一》:“大定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可知女直国子学就是随着女直进士科的开设而设立的。关于国子学与科举的关系，材料较少。《金史?选举志一》记载：“凡国子学生三年不能充贡，欲就诸局承应者，学官试，能粗通大小各一经者听。”此处所言“充贡”，所指或即科举考试。太学与科举更是密切相关。当时人入太学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科举打基础。而且一般平入太学的资格要求，必须是“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也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到最后一级——殿试才落选的举子。

《遗山先生文集》卷22《御史孙公(德秀)墓表:“及长，游太学，有声场屋间。至宁元年(1213)以三赴廷试试补御史掾。”这是一个屡试不第的例子。还有相当多屡试不第的太学生不肯走由吏员升官途径，长期就读太学。如宋九嘉“住太学十年”，马天来“住太学十九年”。《青崖集》卷5《先君(魏思廉)墓铭》:

“终场时年十有八。后补入太学，声闻藉甚，为流辈所称。春秋私试，三作监魁。与张巨济、马至道、马柔克并驱争先，无得而优劣。不幸七赴殿选，终于贞祐三年(1215)恩赐而已。用是绝仕进意。”

金代三年一开科举。如果这条材料所言“七赴殿选”为实数的话，那就是说在太学客居二十一年了，时间之长可谓惊人。

二、金代教育的弊端

与宋元相比，金代儒学主要是汉唐以来传统传注之学的延续，水平不高。当时的儒者“无专门名家之学”，“唯知蹈袭前人，不敢谁何。”反映在官学教育上，其学风也就带有死气沉沉的特点，而且金代教育片面为科举服务的流弊也日益严重。金末元初人杨奂说：

“金大定中，君臣上下淳德相尚，学校自京师达于那国，专事经术教养，故士大夫之学少华而多实。明昌以后，朝野无事移麻成风，喜歌诗，故士大夫之学多华而少实。”

刘祁《归潜志》卷8亦称：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学子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管懵然不知。”

《金史?选举志一》载泰和元年(1201)平章政事徒单言“时文之弊”，则云“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金史》、《归潜志》、《中州集》、《遗山先生文集》诸书提到金代中后期的太学生，也大都是吹捧他们“有词赋声”，“赋声藉甚”。因此对金代国子监教育的总体评价，不宜过高。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金代的太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北宋末年太学生积极干预政治的传统，应予肯定。例如宣宗时迫于蒙古入侵，定策南迁，即有“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利害”。这大概是全体太学生的集体行动。宣宗虽不纳其议，也不得不“慰遣之”。又如宣宗即位初有人诬陷宗室从坦，“人不敢言其冤”，独太学生马肩龙上书辦之，“宣宗感悟，赦从坦，授肩龙东平录事。”

三、金代对国子监学官的选派不够重视

另外金代对国子监学官的选派似乎不够重视，这大概也是金代国子监教育成就不高的原因之一。

《金史》卷55《百官志一》记载章宗泰和四年(1204)定考课法，“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而从具体例子来着，史籍中就几乎见不到金代有哪几位特别称职、出色的国子监学官。国子祭酒为国子监长官，主要职责应当是抓教育，而金代则常以之兼他职。

《金史》卷97《张岩叟传》:章宗时“累迁刑部侍郎兼蘷王傅，太常卿兼国子祭酒”。卷105《萧贡传》:章宗时“迁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与陈大任刊修辽史。”金后期更常以国子祭酒作为表示级别的虚衔。《金史》卷101《李英传》:“宣宗次真定，以英为国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陇右边事。”卷122《粘割贞传》，“贞祐元年十二月，贞以礼部郎中摄国子祭酒，…出议和事。”卷124《冯延登传》“正大七年十二月迁国子祭酒，假翰林学士承旨，充(蒙古)国信使。”

实任国子监长官的人选中，也有不少不称职的例子。例如章宗时刘玑入为国子司业，乞致仕，不许，又连任国子祭酒，太常卿，结果“以昏不任职为御史台所纠罢”。海陵王时的国子司业马饮则被讥为“轻脱不识大体”。个别较有名望的学者如张炜、杨云翼，都曾在国子监中当过一段时间的博士、助教一级官职，但也没有做过祭酒，司业。这与宋、元多以名儒出任国子监正副长官的情况大不相同。

四、金代国子监的经费来源

《金史?选举志一》载明昌元年(1190)试益都经童刘住儿，“赐本科出身，给钱粟官含，令肄业太学。”由此可推测金代国子监学生的食宿都概由官府统一供给。《金史》卷11《章宗纪三》:泰和元年(1201)九月，“更定赡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

这里的“国子生”所指未知是国子学生还是国子监生，但国子监学生至此每人都有了固定的经费来源当是无疑的。每人六十亩也好，百八亩也好，其待遇不可谓不优厚。当时也已经有人就教育经费过多向章宗提出了反对意见。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我们从具体史料中所见却是完全相矛盾的记载。

《金史》卷110《雷渊传》:

“渊庶出，年最幼，诸兄不齿。父殁不能安于家，乃发愤入太学，衣弊履穿，坐榻无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读书。”

《中州集》卷7《马编修天来》:

“住太学十九年，贫苦之极，人所不能堪。”

从二人生活年代上推断，上面两条材料的具体时间恰恰就是章宗时期。其间疑窦，殊难解释，或许是因为学田收入“官为掌其数”，未能全部有效、合理地使用到每个学生身吧。又北宋国子监靠印书出卖获取一笔收入，金代国子监也有刻书的业务。《金史·选举志一》记载当时官方规定的各种教材“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又如《中州集》卷3《刘记室迎》:“有诗文乐府，号《山林长语》，招国学刊行。”《元文类》卷57元好间《故金尚书右丞耶律公(履)神道碑》:“录(苏)轼奏议上之，诏国子监刊行。”但是否从印书中获取利润充当教学经费，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