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波(识字史：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议题 | 社会科学报)

最后更新：2023-02-26 12:06:34

民众识字是探讨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参照系和出发点。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明清杂字读物与民众识字研究”（18CZS028）对明清民众识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过反思明清杂字生产流通孕育和催生的“文字下乡”这一重要社会文化史进程，有效回应了学界对传统中国民众识字基准的长期争论，为日后中国史中的识字率研究奠定了基础。

原文：《识字史：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议题》

作者 |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温海波

图片 | 网络

识字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困境

在中国史领域，不论是近年政治史对文书行政、信息沟通的讨论，抑或文化史对阅读史、书籍史的研究，乃至建立民间历史文献学或古文书学的倡议，都无法绕开民众识字问题。有关西方识字史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但在中国史领域是极富挑战的课题，学界既受限于理论思考的乏力，亦苦于民众识字的直接史料匮乏。

费孝通早年从功能性角度论述在乡民生活中文字既有缺陷又无必要，这种按人类“基本需要”的功能图式来解释语言与文字的做法，正如学者王铭铭所论，在一个有文字文明的社会复制了无文字部落社会的形象。费氏“文字下乡”议题本意虽针对当时推行平民教育的工作者，但乡土中国的“无文字”论说对学界影响至远。应当注意，费老晚年已有“文化自觉”，认识到功能论忽视“历史”，特别是对《乡土中国》提出的“文字下乡”命题应有所思考和超越。

对传统中国民众识字的专门探讨，1979年罗友枝的著作具有奠基性意义，但此后学界并无实质性的推进。罗氏对清代识字率的估计既有学者广泛征引，但也遭到不少质疑。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欧美汉学界曾先后发生两场围绕识字研究的争论，这两场论辩的焦点并非传统中国民众识字率的多少，而是“识字”的标准该如何界定。直到目前，中国史识字研究面临的主要障碍仍是如何定义民众识字基准，标准不同，识字率结论殊异。

所幸，近年大量民间文献的发掘整理，尤其明清日常习见的识字杂字的生产、流传和使用都与乡土社会密不可分，这些历史上流传的民众识字材料可从社会文化史的维度，为“文字下乡”及民众识字读写提供依据和阐释材料。

透过明清杂字把握“文字下乡”

透过新发掘的1600种杂字在时间维度、空间层次的变动和社会层面的拓展研究，把握明清文字下乡的发展动向，从而对这一重要的社会文化史议题进行再思考。大体说来，即超越将杂字仅视为资料加以运用的立场，在尽可能搜罗现有杂字的情况下，把杂字放置在生产流通的脉络中，探讨杂字的制作生产、流通出版和阅读接受，解析明清普通民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杂字获得各种功能性的识字读写能力。这些杂字的扩展，尤其是数量、种类大增和出版地点的变动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下层民众文字知识的图景。

考诸源流，至迟在唐代已出现因应生活用字的杂字雏形；宋元发展出押韵归类、用于日常生活识字的杂字，形成与“三百千”教材分途发展的模式；明代杂字主要以字词编排为主，并受宋元日用类书的影响增载了众多日常应用文类；演至清代，杂字在形式上大多串成韵语句式，在类型上兼具多样化和专门化特点，在流通上较之明代更具地域性。

通过考察杂字生产编纂、商业出版、销售网络、价格情况和受众群体，探寻杂字流传影响下的明清“文字下乡”进程。杂字的“文化生意”处于教育金字塔的底端，主要由村落塾师编纂生产，销售量大且相对稳定。其出版在空间广度上，从明代书籍的出版中心——东南沿海区、长江下游区，扩张至清代内陆腹地和边疆地区，更紧要的是，逐渐拓展下渗到乡间村落，19世纪中晚期在各地村落层级普及。在社会阶层的深度上，杂字专门服务于各类底层民众的识字，与前代相比已下及小农、雇工、妇女等，这些群体原本与印刷出版无缘。杂字形制袖珍，质量粗陋，书价低廉，乃当时大众易见易得的畅销书。在一定程度上，明清杂字在不同时空和社会阶层的渐次发展与传播，折射出文字与民众相互因应的发展动向：书写重要性的增强，粗通文字人口的总量增加和构成的变动。这些杂字读物的生产、流传及其认读使用，正是审视明清“文字下乡”历史进程的绝佳素材。

从杂字看民众多元读写能力

杂字字库的形成是编纂者知识筛选、取舍权衡和过滤组织的结果，每种在地的杂字都关联编织了各种民间文献，而近年各地各类民间文献的发掘，又为确定各种民间文类使用的字汇及数量提供了可能。换言之，杂字是民众文字使用的知识仓库，民间文献则是日常实践的用字，两者分居民众识字“学”与“用”的两端。

在阅读实践中追溯杂字的认读学习和收字情况，既可探查传统民众识字的方式方法，还能以计量语言学方法探视究竟哪些字、多少字是明清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由此呈现民众识字获取途径和识字内涵。杂字不仅要求口头诵记，还强调文字书写；考虑到学习者的初学水平，杂字还使用插图、分类等方式，以便看图解字和触类备查。编纂者预设的杂字字量是民众日常要求掌握的基础识字量，包括培养记账、文约、礼仪等诸多不同功能类型的读写能力，它们的字种数量集中在两千五百字以内。通过数百种杂字的字种统计，亦可得出明清民众的常用字，若将杂字与通用识字教材“三百千”收字比较，还发现两者共有字数仅占半数，不少民众常用的基本字在启蒙经典中均未能收入，但这些文字是杂字的常见字汇。

回到明清日常生活的实践语境，将杂字读本和日常读写实践建立起关联，即杂字在日用场域中与簿记、文约、书信等多元复杂的用字联系。但该讨论并非停留在杂字与日常用字的关联上，而是采纳人类学相关研究与社会调查成果，将记账能力视为日常识字能力的下限。利用计量语言学方法统计出民众生产的各种民间文献用字，进而区分了社会生活中的识字能力类型，借此发现明清记账能力要求的识字能力，三四百字极具重要意义，纵使认识不到千字，亦可处理相关文约、书信等。民众具备这些层次的识字能力足以处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事务。

至此，对于“识字”这样居于中国社会文化史核心的关键词，不再是识字与否的简单二元区分，而是对粗通文墨者的不同类型进行了深描。结合杂字的认读学习，从明清日常生活的情境解析文字的功用，毋需诘难罗友枝坚持的认读近两千字到书写数百字的功能性识字标准过低，更不必强求伊维德认定的两千字大概是粗通文字的高标准，而应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在明清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完全可将识字门槛下调至三四百字。相比以主观经验认定民众识字的数量，通过计量确定明清民众日常认读和实际使用的字汇，有效直接回应了学界对传统中国民众识字基准的争论，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进行微观深入的民众识字率研究，进而形成对古代中国识字率的总体把握。

还应留意，杂字所形成的文字知识与日常生活交织，也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观念世界。以礼仪知识为例，礼仪下乡与文字下乡相互缠绕和促进，文字扩展也促进了各种礼仪知识在明清社会的流通传递。在“文字下乡”的议题之外，“文字上山”“文字润疆”等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课题，有待系统性的、具有归户特征的以杂字为初始读写能力的“文献群”出现。

最后，明清杂字读物与民众识字的研究，促使我们再思当下高中语文必修《乡土中国》中的“文字下乡”命题：面对面的熟悉社群，乡民没有文字需求，文字难下乡有待商榷。这种利用历史上的民众识字材料，并赋予《乡土中国》各种观点历史的理路，正回到了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期盼——从历史里面找现实的来路，尤其是为《乡土中国》中的各种观点赋予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