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最早留日学生(湖北最早留日学生死亡)

沦陷时期的湖北伪政权

（作者张世模，当时系汪伪湖北省时政厅财务人员讲习所讲师、制用科长。）

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七年之中，在日本侵略军的直接指使之下，以武汉为中心的汉奸政府前后换了三班人马。兹就这一时期的情况分作几个部分，叙述如下：

“武汉治安维持会”

1938年10月武汉陷于敌手，11月初，一个所谓“武汉治安维持会”的汉奸机构就在原来的汉口商业银行里（现在的胜利街武汉图书馆）开始办公了。当时为日本的军特务部拼凑出这一副班子来的是两个汉奸，一个是特务土匪金安仁（湖北大冶人），另一个是长期潜伏在武汉，在1931年水灾时以伪慈善家出名的武昌长春观道人侯永德。这个“维持会”的会长是计国祯，他下面的财政局长李鼎安、社会局长杨辉廷都是汉口的商人。在武昌有一个“维持会”分会，会长是辛亥革命时一度在新疆省自称都督的杨缵绪。

当时在武汉的日本侵略军的机关也是异常复杂的，每一个部门都想找一个直接受它指挥的走狗。关于傀儡政权的“提线”任务是由军特务部掌管着，此外如宪兵队就搞一个宪佐队，海军特务部就把特二区（旧俄“租界”）的地盘抓在手里，报导部就抓住报纸，彼此之间都不时展开着明争暗斗。

“维持会”的任务只是过渡一下，让更高层汉奸有从容筹划的时间。

武汉的何佩瑢和石星川都极力争夺傀儡地位，这两个人都是早期的日本士官生，都是曾经投靠在北洋军阀门下的余孽。何是湖北建始人，1919年曾在王占元做督军时任过幕僚式的省长。石是湖北阳新人，是黎元洪时期的将军府将军，以后就凭借着这一头衔在湖北插手一些地方企业，安富尊荣了好多年，直到北伐以后才销声匿迹。武汉刚沦陷，这两个人就跃跃欲试，可是当时他们顾虑到国民党政府有订立城下之盟的可能，还不敢贸然做牺牲品，因此何就支持刘泥清充当“维持会”的税捐总署署长，又由石出面向计国祯推荐张若柏，作为他们这一系派出的耳目。到了1939年初，武汉组织伪政府的形势渐渐明显，他们就积极活动起来，他们两人虽是儿女亲家（这时何的儿子言良还未与石的女儿采琴解除婚约），但两个人在争夺权力方面却毫不相让。两个人比较起来，何又比石狡猾得多。

可是日本的特务部长森冈皋和负责汉奸政权组织工作的第一课长浅见，面对这两个久已脱离实际政治的老奸巨猾的人，还不能立刻相信他们的号召能力，而宁愿在华北伪政权去找一个曾在冀东伪政府里充当县长和厅长的张仁蠡来担任在武汉的汉奸头目——伪武汉特别市市长。

为虎作伥的伪武汉特别市政府

1939年4月，“武汉治安维持会”撤销，伪武汉特别市政府产生，地址仍然是“维持会”原址，只是招牌换了。伪市府成立的这一天，还雇有一些地痞流氓在“府”门前集合表示拥戴，伪市长张仁蠡还在阳台上含笑向这些“市民”们招手。

张仁蠡是张之洞的第十三个儿子，他的哥哥张燕卿在伪满洲国曾任大臣，日本军人看上了他，很可能是想利用一下张之洞在湖北的声望，对其他的“簪缨世族”起一点鼓舞作用。张仁蠡到任后的做法：

（一）伪职分配

财政局长索樾平、盐政局长孔楚材、秘书长杨恩霨都是张从北方带来的嫡系，而警察总监张学骞，据说还是辛亥革命时清军方面的标统张彪（张之洞的丫姑老爷）的儿子。戒烟局局长沈竹痕是由金安仁介绍和日本军人发生关系而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一个地痞（在沈以前，曾由马行素任过戒烟局局长，由于他开展业务的办法不及沈，不为日本人所满意，不久就换了）。教育局局长高伯勋、建设局局长高凌美（方本仁之子方达智在初期当过建设局局长，不久去职）弟兄两人都是由“维持会”留下来的，因为他们是留日生而没有被更换，卫生局局长王大德也是留日生。此外，还设了一个“交涉员”，由李绍汉（湖北沔阳人）充任，李是留法生，他及其父亲李芳（伪参议府参议）、兄弟李炎汉（留日士官生，在何佩瑢的伪省府曾任保安处副处长，后来继孔楚材任盐政局局长，贪污特别厉害，日本宪兵队眼红，将他枪毙）都因他另一兄弟在抗战初期搞汉奸活动被杀而受到优待。

作为湖北派头目的何佩瑢和石星川没有得到任何实权，只设了一个不明隶属也无职权的“参议府”来安置他们，何是议长，石是副议长，张若柏担任秘书长，还搜罗了十几个昏庸老朽之徒算是参议。何系的刘泥清虽然在伪市政府里留任税捐总署署长，然而受张仁蠡一系的排挤，不但管不着大家眼红的盐、烟两局，就连归他管辖的几个市税稽征所也都越级直接由伪市政府指挥。

伪市政府名义上拥有一切权力，可以管理辖区内——甚至超出武汉市的辖区——的“中央税”和“地方税”，又有前面所提到的没有立法权的“参议府”，还由伪市政府直接管辖着两级法院和检察署，甚至还在伪法院以上设了一个司法行政机关，叫作“临时司法部”。这个“部”就意味着这个伪市政府有升格成为“中央”一级政权的可能。

“临时司法部”部长凌其鸿，是日、美留学生，特地由上海赶到汉口来，想在华中伪政权里大显身手。至于伪法院和伪检察署的配备却主要由国民党法院里留汉未走的人员担任，伪高等法院院长周鸿俊（国民党法院推事，后被刺死），伪高等检察署首席检察官鲍光荣（国民党法院推事，抗战胜利后以中统特务身份出现，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伪地方法院院长胡旭莽（后病故，由鲁参继任），伪地方检察署首席检察官鲁参（国民党法院书记官，调伪地方法院院长后，由石星川之侄石支矶任首席检察官）。

（二）财政来源

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借以支付它的开支的财政来源是所谓盐、烟、统三项收入和市税（包括营业税和其他各种杂税）。

食盐和鸦片的来源，当时主要是在日军占领下的苏北部分地区，日本人很容易加以控制，对这两项性质不同的专卖品，他们都采用近似于推销的办法，由伪盐政局和伪戒烟局经手。在武汉鼓励奸商登记设置大中小三等的运销、整售、零售的商店，领取牌照，按等分配，在外县各地就由当地的傀儡组织领回转销。这两项之中，食盐当然是最大的收入，而鸦片由于他们在毒化人民方面大下功夫，也一天一天增加了销售量，成为仅次于食盐的第二收入来源。

在伪市政府成立以后，日本军部就逐月由盐、烟两税收入中拨出一笔款，存在当时新设的“中日合办”的中江银行里（中江银行的总裁名义上是石星川兼，总务处长袁范宇，业务处长周焕章，实权实际掌握在日本顾问五十岚翠手里）。这一笔款用一个暧昧的科目记在伪市府的账上，内幕却是作为敌伪新“中央”政权的建立费，到1939年底数额已经达到500万元“军票”。当时日军在占领区使用所谓“军用手票”为唯一的通货，1939年底“军票”的贬值情况还不厉害，因此这一笔钱颇为可观。在伪湖北省政府成立后不久，张仁蠡就建议日本特务部把这笔款子处理了，据说是半数交军特务部，半数由张等自行处理，当然这当中免不了又要暗中献出一份，从伪市政府财政局的账上看，这一科目是全数一次消灭，没有任何单据的分录，500万元就不翼而飞了。

张仁蠡到汉半年以后，何佩瑢等认为局势已经稳定，就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他拉上了日本当时的红人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同学关系，向汉口特务部长森冈大献殷勤。原来极力支持张仁蠡的特务部第一课长浅见，也看到张的号召能力不足以把伪特别市政府升格为“中央政权”，这时他们就决定设置一个伪湖北省政府，让省市并立。

从1939年底起，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就和伪湖北省政府并存。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建立户口制度，把“维持会”时期的“良民证”改为“居民证”，并且普发了“居民证”。这工作由日本宪兵队直接领导的伪市警察局科长翁愚民负责（翁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曾任汉口警察局局长），当时全市的“居民证”都盖有翁的图章。

当时汉口四郊由日本警备队驻守，市内是日本宪兵队的天下，汉口宪兵队驻在江汉路中国银行内，下面还有一个分队驻在原大孚银行内（现在的南京路口武汉图书馆外借处内），一般人称之为大孚宪兵队。这两处都是令汉口人谈虎色变的人间地狱。宪兵队再以翻译为耳目，以所豢养的宪佐队为爪牙，对市民实行血腥的统治。伪市警察局又是第二级的爪牙，后来又由汪伪搜罗来一批特务（其中大部分是原国民党人员）成立了一个对外不公开的所谓“政治保卫局”，汉口的负责人是张孟青，积极地配合日本宪兵队镇压爱国人士。

沦陷后期（1943年以后）伪“中储券”急剧贬值，物价飞涨，伪市府曾在日本人的决定下设立一个“经济分会”，想用行政命令压低物价，后来又由宪兵队“提线”设立一个“经济警察”的组织（负责人是宪兵队派来的台湾人柯大树），这些经济警察利用他们的淫威，对人民进行各色各样的敲诈勒索。

伪湖北省政府的成立

何佩瑢在担任伪参议府议长时，就进行了两步工作。首先，由他提名网罗了一批地方上的老政客和土豪劣绅充当伪参议府的参议。这批人大部分是湖北人，也有少数湖南人和江西人，如谭道南等。这时，江西方面，九江和南昌已经沦陷，南浔铁路沿线有几个县的县城也被占了；湖南方面，临湘、华容、南县也成为日军出出进进之地。何在伪参议府里收容了这两省的土豪劣坤，就是投合日本军方的意向，表示他收拾华中三省局势的“能力”。

其次，何还看中了这一点：日军占领汉口以后，一方面固然还在继续和蒋介石作和谈的试探，但另一方面在沦陷区内却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为了抵消国民党的势力，日本军人曾经想尽办法，搞一些党会组织。武汉地区也曾搞过一个小型的“东亚青年联盟”，可是号召力太小，在政治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要想另起炉灶，像在华北一样搞一个“新民会”，一时还凑不起这一副班子。何佩瑢于是向日军献策，要重建“共和党”。原来袁世凯任大总统初期，两湖方面曾经以当时湖北省议会议长汤化龙等人为核心，拥戴所谓首义元勋副总统黎元洪为首领建立了一个名叫“共和党”的政党，尽管“共和党”并不反袁，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不久就瓦解了。何佩瑢当时在“共和党”里只不过是个二流人物，可是此时他却想借尸还魂。这计划也得到华中方面日军的赞许。当时华中方面日军听命于南京方面的司令部，这计划送到南京以后，南京日军考虑到与国民党的和谈关系，主张慎重，因此只允许何佩瑢秘密地进行筹备工作。“共和党”的内幕，我是从我叔父张若柏那里听来的。何曾向他讲，因为他是老国民党员，将来万一汪精卫坚持要国民党插足湖北，何准备把他抬出来算作国民党的一个名额，因此何暂时不要他参加“共和党”的活动。张若柏还说，何在“共和党”问题上向特务部要了一笔筹备费，但何怕人分肥，所以无人知道详情。

就因何佩瑢拿出了这几手“绝招”，汉口日军就批准了省市分治计划，在伪特别市政府之外，另设一个伪湖北省政府，让何佩瑢一试身手。

这样，在1939年末何佩瑢就把伪参议府议长让给他的儿女亲家石星川，自己就到武昌上任。旧式官场通例，主官上任之日，一定要出一张红色告示说明“奉……令”或“经……推选”，这样才能表明权力从哪里得来。他这个伪省长既没有上一级的“中央”政权“特任”一下，又不便明说由日本人委派，也不好像张仁蠡一样找一些流氓地痞当场“拥戴”一番，这红告上如何才能“奉天承运”呢？何想到这一问题很费踌躇，幸而内定伪省政府秘书处秘书主任贺遐昌替他解决了这个难题，贺建议采用辛亥革命时某些地方宣布独立时都督所出红告的办法，直接用“本省长于某月某日就任”。伪湖北省政府就这样产生了。

何的伪省府的全班人马是：秘书长张若柏（原参议府秘书长）、民政厅厅长汪沄（老官僚）、财政厅厅长刘泥清（原伪特别市政府税捐总署署长）、建设厅厅长宋怀远（何的日文翻译，原来是平汉路局职员）、教育厅厅长徐慎五（某日本洋行的职员）、警务处处长王寿山（抗战前汉口特二区警察署署长）、保安处处长孙基昌，汪伪政府改组伪湖北省政府以后又添置宣传处、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湖北分会。伪省政府设在武昌，因此武昌就从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的范围划归伪省府管辖，因而武昌警察局（局长陈守方）和水上警察局（局长姜质生，姜因是张仁蠡一派，不久去职，由船舶管理局局长李志三接任，船管局也合并于水警局），也都移转管辖了。伪法院系统以后也改归省辖。

上面这一班人马的伪职还几经变动，秘书长张若柏在1940年5月调任财政厅厅长，由贺遐昌接任秘书长，财政厅刘泥清因与何在税局问题上发生利害冲突去职，由张若柏接任。张在接任的次日遇刺身死，由教育厅厅长徐慎五接任，后来又由陈维政（云南大理人，留日师范生，日军汉口特务部长落合甚九郎少将的秘书）继任，教育厅在徐慎五调走后由黄实光（台湾人，时充汉奸报纸汉口《大楚报》总编辑）接任，后来又由日本方面推荐何庭流（青年党人）接任，警务处处长一职后来也由日本方面推荐王达接任。

从1939年底伪省府成立起，到1942年6月何佩瑢因急病身死时，两年多期间内，何佩瑢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以下的几件事上：

（一）设立厘金局，在当时伪省府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搜刮

当时伪省府号令所及之地，只是武昌市区和武汉附近有限的几个关卡，伪省府一成立，就赶紧设立了五个厘金局——美其名曰“产销营业税局”，局长吴某、魏某、李某等，有的是具有裙带关系的，有的是积年税棍子、过去办厘金的老手。这些局名义上属于伪财政厅，实际上是何的心头肉。第一任伪财政厅厅长刘泥清就因为要插手分肥而为何免职。当时这些关卡附近并不是真正能由何控制的地方，所谓“鸡杂鸭杂”，各种恶势力还多得很，设了这些局，当然添了一重剥削，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二）成立伪省市财政管理委员会

当时武汉的肥缺是盐、烟两局，按国民党政府的体制说，这都不属于地方收入系统。伪省府成立前，伪特别市政府等于是代行了伪中央一级政权的职权，现在伪省府成立了，岂肯坐失机会。但是日本军人也早就看到这一点，把这两局拨到伪特别市政府的建制以外。原任盐政局局长的孔楚材，因为张仁蠡一系的色彩太浓，就改任伪市府的财政局局长，而由搞了几天伪省保安处副处长的李炎汉接任局长。表面上何占了一些优势，可是伪省府在行政上管不着盐政局，李炎汉事事听命于特务部，有了靠山就不买何的账了。这时石星川也在活动把所谓中央机关暂时归伪参议府管辖，但石的活动力很差。伪参议府是一个不省不市的中间机关，总不好管这黑白两项财源。在1942年5月间，何佩瑢和张仁蠡暂时达成一项临时协定，双方共同组设一个伪“省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由伪省财政厅厅长和伪市财政局局长担任委员，委员以下设总务、税务、收支、审核四个股，省市各派两个股长，当然这种毫无缓冲的两头制只会产生一连串的争执。不久该“委员会”就被撤销，此后何和张都无法染指两局了。

（三）企图攫取各县伪政权

湖北省这时已有不少的县沦陷，再加上暂时归伪湖北省政府管辖的江西、湖南的几个县，可这些县的伪政权都是先于伪省府而产生的。伪省府成立以后，这些地方算是把“维持会”改称“县政府”，实际上他们一切听命于当地的日本警备队。当时一般伪县长如孝感朱坤宇、大冶张宜臣、江陵周仁等等都是深得日本军人欢心的当地劣坤，对何不买账。何费了很大的力量，撤换了一个黄陂县的伪县长谢鹤，这才争取到别的县对他稍稍敷衍一下。

（四）昙花一现的“共和党”

何佩瑢的“共和党”的秘密，已如前所述，它一直在筹备中，只是顾虑到南京汪精卫的关系，没有正式公开。1940年是所谓恢复“共和党”的顶点，在汉口珞伽碑路（现珞珈山路）何的官邸内，这些内定的总裁（何本人）、副总裁（湖南政客谭道南，何心目中的华中伪政权成立后的湖南省省长）、部长（蔡森、谢鹿萍等）日夜围着鸦片盘子在那里“建党”。何当时决定用辛亥革命后黎元洪都督府所用的旗子（即后来北洋政府所采用的陆军旗，湖北省铸造的大铜元也有这旗子的形象）为“共和党”旗，并密令伪省府各机关编造职员名册，集体加入“共和党”，作为基本党员。

1940年下半年，由于张仁蠡向汪精卫告密，汪又转向日方提出交涉，此即南京方面日本军部要武汉日军采取慎重态度的缘故，到了1941年，这个重建的“共和党”就在筹备中夭折了（“共和党”于1940年5月成立，1940年12月23日，汪伪为了“统一”沦陷区内的“东亚联盟运动”，强化汪记国民党，在日军的支持下，迫使何佩瑢宣布解散“共和党”，所有党员集体加入汪记国民党)。何当然是不甘心的。此后他还一度在“东亚联盟”这个组织上用了一些功夫。这个组织标榜着“政治独立、军事同盟、文化沟通、经济提携”四大纲领，本是一些日本人搞的无聊玩意儿，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何除了把“共和党”的上中层人员安插了几个在里面以外，也无法从中变出任何戏法，不久这个组织也就销声匿迹了。

（五）企图压倒张仁蠡

何佩瑢和张仁蠡的明争暗斗一直在继续着，何处心积虑想得到华中伪政权的领袖地位，以便取得对张的领导权。但日军在湖南、江西两省很久不能前进，三省伪政权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江西的地方汉奸政权中如伪南昌市市长万照（留日生，娶一日本女人为妻）还时时有不服伪湖北省政府代管的表示，何的得意杰作“共和党”又因汪伪的反对而逐渐消失。何自知华中伪政权的妄想无法实现，就转而向日本军方提出伪市政府改归省辖的意见。原来他看到日本军人当时还不愿让汪伪势力顺利地统治武汉，武汉方面假如只有一个政权，还可以搞点半“独立”，现在省市并立，两方之间有些关系必须有一个上一级的政权来作决定，同时还有双方互争不让的“中央税收”问题，这些都使南京汪伪有词可借。何提出“省市政府合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用省来辖市。张仁蠡看透这一点，就一反过去对汪伪不通往来的做法而做出一些输诚的姿态。张在来汉后不久，曾经写信给住在北平的旧日上司傅增湘（号沅叔，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教育总长，是一个有名的藏书家。张当时是傅的一个小科员），说明想在湖北刻一部丛书，请傅提出一些意见。傅回信给他介绍汉口的藏书家徐行可，张就派参事徐海铎到徐行可家拜访，想看看徐家的一些精抄本。可是张刻书的说法毕竟是欺世盗名的玩意儿，不过因此给张知道了徐家藏书中有一部清末名士文廷式所著的《纯常子枝语》手写稿40册。文是汪精卫所钦慕的词人（文是江西人，侨居广州），张以2000元“军票”向徐家买得这部手稿，送给汪祝寿，这是在1940年汪、张第一次发生联系时张所认为最得体的进见礼（汪对这项礼物极其重视，不久就刻版印行）。张又在日本人许可的范围内，略略放松国民党在武汉市的活动，与汪伪社会部有关系的国民党人谢伯进也被任为“武汉市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样汪伪势力没有进入武汉以前，也就对张仁蠡予以几分支持——至少在张、何关系上。因此，张、何任内省市还是并立的。

1941年下半年以后，伪省府用人行政之权已全部移到日本人手里去了。原来伪市政府和伪省政府除了由日本特务部作总的“提线”人以外，各个部门都配备有日本顾问和嘱托，掌握实际权力。在伪省府里，何佩瑢遇事逢迎日本人的意旨，这般顾问嘱托更是气焰万丈，例如伪教育厅的顾问市木，不把伪厅长黄实光放在眼里，秘书处的宫本虽然在地位上只是一个嘱托，也常常指挥着秘书长贺遐昌。何的嫡系只剩一个老朽的伪民政厅厅长汪沄，还有一个伪建设厅厅长宋怀远，虽说和日本人搭上了关系，总还算是他的翻译。此外伪财政厅厅长陈维政是日本特务部长落合甚九郎推荐的，这人对何还很恭顺。何最可恼的是宣传处处长吕东荃、继任教育厅厅长何庭流、警务处处长王达三人，他们都是由日本特务部中层当权人物从外地找来硬塞给何的。他们关系密切，行动一致，传说他们之间有一个青年党集团，准备把伪省府的领导权拿到手里，必要时取何而代之。何对他们着实心存畏忌，但又无可奈何。

何为了打开与各县之间的关系，1942年春节后不久，“出巡”大冶，在大冶得了急病，赶回武汉不久就死了。

汪伪接管湖北伪府何佩瑢一死，在汪精卫方面，派什么人来充任这个“先锋”倒不是很困难的问题。他所拼凑的南京伪国府的班子里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叶蓬，一个是杨揆一，他们都是湖北人，一向在湖北做官，都是军人出身而又有些计谋。杨揆一很早就走了陈璧君的门路，只等接管伪湖北省政府的问题发生，汪就以和日本军人搞好关系为理由派杨接任（叶蓬在1935年任汉口警备司令时期，曾经在汉口循礼门的司令部内设置日本军人形象枪靶，汉口日本领事提出抗议，当时伪湖北省政府主席是政学系的张群，正想排斥叶蓬，就借故小题大做，撤换了叶的司令职务，日本人称这为“人形靶事件”。沦陷后叶蓬投伪事敌，曾由汪伪在1941年派来武汉组织“绥靖”公署，但局面不能打开，叶后来就回南京去任汪伪陆军部长。因此在1942年日本军人气焰还很嚣张的时候，汪精卫也无法提出，由叶来接管伪湖北省府）。

杨揆一是在1942年6月间到武汉的，汪伪为了一新湖北人的耳目，给了他全副“仪仗”，他是伪省长兼保安司令，还是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又以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被授权来指导省市党部，他带来一批当厅长、局长、县长的人物，准备大批出笼，可是没有带来一支军队。

汪伪原意是想把武汉方面的一切重要安排，在南京就和日本侵略军总头目作出决定，但日军坚持就地解决。汪精卫既然急于取得湖北地盘，也就不敢过多地讨价还价。杨揆一到达武汉，最重要的使命是代表南京汪伪政权和武汉日本军人进行交涉。其结果，日军答应了以下几点：

（1）日本军方所收编的伪军，名义上属于“武汉行营”管辖，用行营所给的番号；各县由日本驻军指挥的小量杂色队伍，改为保安队番号，归省保安司令部管辖。但人事权、指挥权一律不得加以干涉，杨揆一也承诺不在湖北招兵买马。

（2）各县都可以悬挂附有黄飘带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3）已成立的汪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活动范围可以稍稍放宽，但不做发展活动。当时的汪伪省党部采取常委负责制，由钱昌义、谢伯进、李藩昌三个常委负责。因为实际上无事可干，杨揆一也懒得去指导（1943年以后，伪省党部就改为主任委员制，由汪记国民党中委、当时的伪省教育厅厅长黄大中任主任委员，但同样是无事可做）。各县也一律在伪县长的领导下，挂起县党部的招牌（有些县就由伪县长兼任县党部主任委员，事实上那些县长大多没有汪记国民党党籍）。

（4）财政方面还是在南京由周佛海通过日本派来的汪伪国民政府最高经济顾问交涉的。关于伪中央储备银行分行的设立和汪伪“储备券”的流通，本是出于日本人本身的计划，所以进行很顺利，以汉口为中心的盐烟专卖和统税收入也纳入“中央税收”系统，由伪财政部派一个鄂赣湘三省财政特派员驻在武汉（“特派员”王震生，特派员公署设在汉口黄陂路）。但由于盐烟统三局的人事和行政，实际上还是日本特务部直接管辖，所谓特派员公署只不过是一个记账和分取一部分赃款的机构而已。

（5）对于伪省政府的人事问题和各县伪县长的人选，日本军方原则上承认由伪省长决定，但应和特务部协商，伪县长还应该经过特务部征得当地日本驻军的同意，如果驻军推荐新的人选，也必须经过伪省政府同意后公布。

（6）原来从伪特别市政府成立直到何佩瑢的伪湖北省政府，每个厅局部有一个顾问和几个嘱托，顾问实际上是这个机关的太上厅局长，有些机关竟要求一切重要公文都要经过顾问同意盖章，才能生效，这样使得那些厅局长有时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杨揆一对于这些七手八脚的“提线”人，也感到难于应付。经过多次交涉，日本人算是答应了取消顾问一级，只保留了若干嘱托，算是汪伪政府聘用的。这些嘱托的职权，一般也只限于提出意见、通风报信等。此后伪市政府也同样取消了顾问，而由特务部的一个课长担任伪省市政府的总顾问。

伪省府的日本顾问虽然取消，可是日本军人的权威仍然是高于一切。例如在1943年间，日本侵略军曾经统一制定了当时各县伪县政府应拨交当地日军的粮秣数量。以前原是由日军直接命令地方伪政权照缴。这一年根据杨揆一代表汪伪中央和汉口日本特务部事先交涉的结果，这一类重要事项都应经由特务部向伪省政府提出再分令各县照办，特务部就派人持密件要伪省政府立即转令各县。由于时间紧迫，没有向汪伪请示或进行研究磋商的余裕，杨揆一只得把特务部的来文交给此时的秘书长吴明浩去办。吴明浩不愿负这责任，就建议交伪财政厅办理，因为伪财政厅厅长陈维政是人所共知的日方亲信，交给他就可以推卸责任，同时也是对日本军人的要求“欣然同意”的表示。陈维政当然也知道杨的用意，但他还是接受了。他吩咐管理赋税的第二科长李永祯办通令各县的文稿，李说这是特交文件，并不属该科职掌范围，他要四个科长共同负责。

后来别的科长都认为这与民政厅的职掌有关，陈因此向杨说明：财政厅可以奉令拟稿，但希望民政厅会同办理。结果由财政厅第二科科员夏某到秘书处去办稿，由秘书处负责缮发，因为是密件，所以拟稿直到缮发都集中一处办理。稿面上主管科一栏盖上民财两厅全部科长的八个名章，厅长一栏盖上汪书诚和陈维政两人的章子，吴明浩也以秘书长的身份核稿，杨揆一当然不能不签行。事后吴明浩叮嘱秘书处把来文和会稿一起封存，在封面上亲批，“绝密！此卷非经秘书长核准，不得调阅。”他们用了很多气力好像做了一件大事似的，可是事实上各县的日本驻军早已直接命令当地的汉奸政权照办，完全用不着等杨揆一的马后炮。以后日军对于这类事项，就干脆不再通过伪省政府，杨揆一也不再主张他的发号施令之权了。

至于杨揆一上任后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伪省府人事的形形色色秘书长蒋镇东（也是杨的日语翻译）、民政厅厅长汪书诚（湖北老官僚）、建设厅厅长关麟书（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湖北荆州驻防旗人，和杨同是何成浚部下军官，曾任行政专员），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张某，经理处长是何成浚的外甥吕渭村（杨以前长期任何成浚的参谋长，这次重用吕某是借以和何成浚保持联系）。原来由于日本方面的关系而到伪省政府的财政厅厅长陈维政、教育厅厅长何庭流、宣传处处长吕东荃、警务处处长王达都留任原职。在武昌设有一个市政处，处长刘立蕃（湖北旧军阀刘佐龙之子，日本士官生），也是因日方关系而由财政厅科长外调任职的。

杨为人贪财好色，生活腐化到了极点，他过去曾诱骗外甥女为妾，他的外甥凌德源就因这双重关系而一直受到重用。这次随着来汉，位置是行营经理处长，一到汉口就因在当时汉口的“交际花”华香琳那里争风吃醋，和杨的秘书长蒋镇东发生冲突。凌借故向杨告了蒋镇东一状，杨就斥责了蒋一顿，蒋在一上任的时候，就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只好辞职回南京，投奔杨的对头叶蓬去了。这事在南京传开了，伪府中人对杨颇多不满。杨除了陈璧君那条路子以外，在南京别无其他后台，即使与陈璧君，也只是交易关系，尽管杨的姨太太（凌德源之妹）拜结陈璧君做干女儿，陈也并未把杨看作死党。杨为了打开出路，只好一面授意凌德源辞职离开湖北，一面电请汪伪另派秘书长。这样南京方面就派了鄂籍的伪立法委员吴明浩接替蒋镇东，算是把这一场风波平息下去。

当时伪省府方面有几个由日本关系而留任下来的厅处长，其中财政厅厅长陈维政羽翼不丰，对杨还表示恭顺。至于宣传处处长吕东荃、警务处处长王达和教育厅厅长何庭流结成一个小集团，一般人称他们为青年党一系（实际上只何庭流是青年党人），他们和特务部中层以下的日本人勾结得较密，总想伺机而动，取代杨揆一。因为陈维政不和他们一致行动，所以他们首先想夺取财政厅厅长的职位（吕东荃在来湖北以前，曾任伪河南省府的财政厅厅长）。碰巧1942年夏天财政厅发生了一个科员罗某伪造支付命令、盗窃4万余元“军票”的案子，盗窃未遂，就被破获了。吕东荃等就对陈维政等大肆攻击，但是陈因和日本特务部前任部长落合甚九郎的关系很深（这时落合甚九郎调任旅团长，后来兵败，死于湖南，曾将陈托给继任的落合鼎五），同时他在伪财政厅也没有任用私人，很容易证明他和这起案子并无什么特别牵连，只是失察而已，因此陈的地位并未动摇。

杨揆一看到陈很恭顺，正好利用他来打击吕东荃一系。吕、王、何这一小集团形势渐转不利，不久又发生王达逃跑的事，吕何两人就不安于位了。杨后来示意要撤销宣传处，陈维政以减少经费的理由加以赞同，于是吕东荃辞职离鄂，何庭流也随而去职。南京方面又派了黄大中来接任教育厅厅长，宣传处并未撤销，由汪伪中央通讯社的殷再纬接任处长。

在王达离开替务处之后，日方提出以在抗战中兵败被俘经汪伪劝降的蒋军杂牌军军长公秉藩继任处长。汪伪这时正在大肆搜罗重庆方面的军人，当然极力赞成，杨揆一也只好同意。公担任这个光杆处长，倒是自甘庸碌，不求表现，对杨也做到适可而止的恭顺，杨很想借他和蒋军杂牌部队中的孙蔚如（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公和孙同是陕西人）拉上关系，因此极力拉拢，彼此很能相安。

杨到湖北来没有带一兵一卒，他兼任伪行营主任当然只是空名，“行营”所辖的所谓“国军”，只是由日本军部所豢养的一些由“皇协军”改编过来的土匪流氓。这些伪军名为第×师，实际上是人少枪缺的一些乌合之众，其中只以邹平凡部略具实力。原来邹部称为“黄卫军”，是由熊剑东编成的，熊本是戴笠系在江南的特务部队将领，被日军俘虏后投降，当时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八木中佐支持熊剑东在汉阳组织军队，亦定名“黄卫军”。这支军队在湖北伪军中算是比较有军队样子的，不过熊剑东由于和蒋军往来太密，受到日军的猜忌，不久即调职，由其参谋长邹平凡接管他的军队。

（二）卖官鬻爵，争权夺利

杨揆一当然不会放弃捞一把的念头，他看到当时湖北沦陷区内各县的伪县长，靠着卖盐卖鸦片和物资统制大发横财，就想从这些伪县长身上“开辟财源”。杨的办法是：（1）利用另一争夺县长的人所发动的控告，向特务部提出更换县长的要求。不用说这些控告的内容都是事实，日军浪人虽然可以继续庇护这些伪县长，但时候一久，也觉得理由不很充足，往往示意这些伪县长去“私休”。（2）有时各县要换县长，这个新县长就必须取得日本军方和杨揆一两方面的认可，方能上任。杨就“运用”他的同意权。由他发放订下分肥条件的有伪黄冈县长罗荣衮（北洋军阀时期做过夏口县县长，后来转任伪武昌县县长）、伪黄陂县县长陶敦礼（号聘三，后来接罗荣衮任伪武昌县县长）、伪黄陂县县长程汉卿、伪监利县县长李孝怀等人。还有伪沔阳县县长曹某，是特务部的翻译，也是先走日本人的路子后取得杨的同意发表的。

当时杨揆一长年住在汉口怡和村的“省长官邸”里，陪着自己的姨太太以及别人的姨太太打牌，每个月到武昌伪省政府去三四次点点卯，一切卖官鬻爵的要务，都在官邸里进行。

他还异想天开，利用“县政会议”的名义，常常召集各伪县长来武昌开会，题目是“治安”“财政”，各伪县长决不能不来（因为这些题目是合于日本的国策的）。既然来了，就不能不对杨孝敬一番。伪孝感县县长朱坤宇有一次开县政会议时先到怡和村求见杨，手提水果两篓当面送上，杨一提心中有数，从此朱就得到杨的另眼看待。朱每有请求，杨总逾格答应，甚至有一次朱申请价领已经逾期的食盐，按照当时伪财政厅和伪盐政局的规定，每月各县应领的数字过期伪盐政局不再发给，因此伪财政厅对朱的申请不予证明（这时该厅有核发食盐证明之权）。朱早已向伪盐政局讲好了条件，岂肯放弃这笔财源，就写了一个报告给杨，杨在上面加批“事关民食，既经盐政局同意，可予照办”字样，交给伪财政厅，陈维政对这事很感为难。我当时是主办科长，他向我说“省长有些事容易受左右包围”，意思是说是杨的左右受了贿，我当请陈加批“事属省座特许之件，今后不得援例办理”几个字，陈沉吟很久说：“省座两个字不必点明吧。”照例上级有批示，下级还须签复，这次伪财政厅签复时，有意重叙照章不予证明的理由，然后说出“事属特许，姑予照发”，刺了杨一次。

除杨以外，伪秘书长吴明浩和伪民政厅厅长汪书诚也是想在伪县长身上分点肥的，他们对杨的包干办法当然不满。杨对汪书诚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但对吴明浩开始却不能不让几分，因为吴虽然没有很可靠的后台，可是毕竟是从南京来的，在蒋镇东去职以后，假如再容不下吴明浩，将使得南京方面的反对者更多一层理由。后来杨、吴交恶愈趋尖锐，由杨从南京带来的秘书主任章志荪和吴发生冲突，吴一怒而回南京，从此杨在南京方面又多了一个对头。

伪建设厅厅长关麟书和杨同是何成浚属下的旧同事，伪建设厅多少带着一点生财之道，因这就和杨发生冲突，杨就从南京找来陈承纶接替他（陈承纶于1943年3月5日任伪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之职）。

（三）杨揆一同陈维政的勾搭

随着日军战事的失利，沦陷区通货膨胀的现象突出地显现出来了。伪省府是个高高在上的空头机关，本身没有收入，只靠所谓中央补助费来维持开支。这种补助费是每半年（当时的预算是半年度制定一次的）做一次调整决定，由于伪中央储备券贬值得非常厉害，这笔补助在决定以后的三四个月就不值多少了。而在此以前，伪省府增设了一些机关像经济局（局长蔡文石）、粮食局（局长胡瀛洲）、“清乡”事务局（局长王遇甲）、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湖北分会（主任委员谢伯进）等，虽说大都只是一些有名无实的机构，可是毕竟也要一些人事费用。在通货贬值以后，伪省府就日陷困境，一些小职员简直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很多人辞职到一些伪县府去谋事，因为伪县府直接取之于民，可以进行实物搜刮。

在此情况下，伪财政厅成了众矢之的，杨揆一希望陈维政能在盐、烟两项收入中想办法。陈在无可奈何之时，也只好硬着头皮向日本军特务部交涉，特务部终于承认由伪省政府参与决定各县的配发食盐数量。这样，伪省府就可以和各县定一个提成的办法。但陈维政后来想到，这样只会替杨揆一开一个生财之道，而他本人只会背上更多的包袱，于是提出一个代替的方案：（1）由伪盐政局和伪戒烟局把下一个月配发各县的盐、烟数量通知伪省府，伪省府有提出改定数量意见之权（事实上从未行使这项权力）；（2）各县向盐、烟两局价领盐、烟的同时，必须持有伪省府的证明书认可规定的数量；（3）伪省府在发给证明书的同时，按照数量缴纳一定的手续费（实际上这项手续费率的决定，每次都要预先得到特务部的同意）。在实行了这项办法以后，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伪府的困境。陈维政由于放弃了生财之道的盐、烟支配权，更增加了日本人对他的信任，杨揆一对陈也不能有任何抱怨，因为这段交涉始终是陈出面办理的。至于盐、烟两局的局长李炎汉、沈竹痕以及这两局的日本浪人，对于陈这种不和他们争夺利益的做法，当然是乐于接受的，因此也表示支持。

盐、烟的运输主要是从苏北经水路到湖北。到了1944年，运输一天一天地难起来，路上的损失率极大，盐、烟的来源大减，伪省府向各县所分取的手续费是几个月制定一次的，用伪币计算的收入无法应付瞬息变化的支出。1944年下半年，陈维政在日本特务部上层人物的授意下，向杨揆一提出伪省府精简机构的秘密建议。杨揆一到任两年以来，伪省府先后添设了不少的局、处或者什么委员会，这些机构事实上大半是没有什么事可做的。设置只是为了根据汪伪中央各部各不相谋的规定，多一个安排人员的机会。同时伪省府各个机关中员额一般不足，原有职员因为衣食无着，有不少的人弃而改就伪县政府的事，所以吃空额的情形逐渐严重。陈维政向杨揆一提出的建议包括以下几点：（1）撤销宣传处、粮食局、经济局、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湖北分会以及“新国民运动”分会秘书处，其职责并入有关厅；（2）伪省府合署办公，政财建教四厅的总务科合并为一，设在政务厅；（3）其他附属机构酌量裁并，各机关员额有所减少；（4）作为这一方案的掩饰，还做了一些调整薪给、改善公文处理办法的表面文章。

这个计划很容易得到杨揆一的赞同。从实际利益说，当时各机关报的支出预算中都有一笔办公费由总务科掌握，这笔办公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公开的假报销而交入机关头目的私囊的。按照陈的建议，各厅的总务科都合并到伪政务厅的总务科，而伪政务厅总务科长却是杨的私人。当然陈维政作这建议也有用意，这样做可以使杨易于接受，伪财政厅的总务科交出来了，别的厅当然无话可说。

杨揆一接受了陈维政的建议以后，陈就秘密召集伪政务厅的科长卢祯祥和我在汉口珞珈碑路私宅赶拟出一套章则来，他再亲自把这一套章则译成日文，对其他厅处长表明这是日本人的意见。于是这一套方案，就几乎没有什么阻碍地被付诸实行。然而，这仍然没有使他能维持下去。

杨揆一来湖北将近三年的期间，除了给自己搜刮了一笔财物，对陈璧君有所孝敬以外，对汪伪政权本身没有起到什么有利的作用。在与重庆的接线活动中，杨的旧上司何成浚这时已是失意人物，杨在其他方面的接触面非常有限，在和日军的关系上，他也没有打开什么局面，反而时时要汪伪中央替他解决困难，甚至在1943年汪精卫本人还亲自到武汉替他壮声威（汪这次到武汉的主要目的不详，从表面上他在伪省府礼堂穿着“新国民服”大吹大擂的行径来看，似乎他也只是在想取得一些宣传的效果）。到1944年，在日本军队已处于苟延残喘的形势下，杨揆一本人也只是在那里苟延着。可是到了这一年12月间美机轰炸汉口之后，“苟延”的奢望也都难于继续下去，南京伪政权这时已汪死陈（公博）继，实际上周佛海的权力还大于陈，在周的支持下作出了叶蓬出任伪湖北省省长的决定。汉口日本军人尽管对叶还不那样欢迎，但在日暮途穷的形势下，也就不便峻拒了。

叶蓬的收场戏

叶蓬在南京当了几年的伪陆军部长，早就想回湖北来一试身手，这次如愿以偿，不用说是踌躇满志的。南京伪府原来是决定叶、杨职务对调的，但叶坚持不把伪陆军部交给杨揆一，结果调伪编练总监任援道为伪陆军部长，杨揆一继任伪编练总监。叶除接收杨揆一的全部官衔——伪省长、保安司令和行营主任等以外，还解决了以前何佩瑢、杨揆一所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改成了省辖的汉口市；二是在所谓盐、烟的中央收入方面，有较大的支配权。尽管如此，在1945年3月末他到武汉的时候，武汉的日军已是气息奄奄，汉奸政权的灭亡当然是指日可待了。

叶蓬为人骄傲自大，刚愎自用，这次到湖北来，主要是想抓住军队做个实力派。他带来的亲信，首先都安排在行营，只派了一个秘书长萧某到伪省府，厅长一个不动（陈维政仍兼任政务财政两厅厅长，陈承纶任建设厅厅长，黄大中任教育厅厅长）。可是当时的日本军部偏偏要限制他在行营方面的一些行动。首先只允许他从南京带来一个卫队连，其次对他在湖北成立军队的要求，采取拖延的对策。不久以后叶也认识到局面还不是那么容易被他控制的，要想抓军队，必须有比较充裕的财力，而伪省政府这个地盘是筹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他的注意力也就逐渐转移到伪省府这方面，以便于开辟财源。

这时的盐、烟两局实际上是由特务部和南京最高经济顾问系统的汉口经济顾问管理着，伪财政部派驻汉口的三省财政特派员并没有实权，所以周佛海也支持叶夺取盐、烟收入的计划。叶就命令陈维政向汉口经济顾问高桥和特务部提出，盐、烟两局运输量太少，迫使日方承认伪省府有权自运。果然，南京方面运来了一批食盐；而上海当时的“鸦片大王”张某据说是叶的同乡，也极力帮忙，运来了两批毒物，周佛海也批示伪中央储备银行承作抵押借款。

叶来汉不到两个月，在收入方面就打开了一条出路，这更加助长了他的骄气，他经常在汉口黄陂路“五花宾馆”召开伪党政军扩大会议，在会上摆出一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的面孔。当时在湖北的伪军，原来就是日本军人收编的一些土匪流氓，他们对叶蓬并不服气。叶蓬以为自己可以另起炉灶，常常表示不稀罕这几根破枪，更激起他们对叶的反感，其中以实力较强、与日本军人较接近的邹平凡对叶最为不满。其余像李宝琏等，驻区不及邹部殷富，对邹也有矛盾，还能表面上对叶表示几分服从。

邹平凡的驻地是汉阳近郊一带，自从美机轰炸汉口以后，汉口居民很多逃到汉阳四乡，汉阳县城俨然就成了经济上的一个中心。这时邹与《大楚报》社长胡兰成深相接纳，不放心叶蓬的日本军人对他们的结合尽了很大的力，胡兰成是当时日本大使馆书记官吉田东祐所最赏识的一个文化汉奸，他的文章在当时沦陷区里颇具几分煽动力。他对叶蓬的一切行动，极尽讥评之能事。胡还在汉阳举行几次公开讲演，提出了他对中国出路的看法。他认为延安、重庆、南京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暗示中国应当走“第四条路”。他的论点当然是非常荒谬的，可是在沦陷区中，居然公开指责了南京伪政权，不会不引起很多人的“欣赏”。这种指责也等于是挖了叶蓬的老根，叶威怒之下，亲自拟了一道命令，规定了“造谣生事者杀……”等七种致杀之罪。可是这一纸空文又有什么用呢？只落得胡兰成又在这“七杀令”上做了许多讥笑文章。叶手上不但没有可供指挥的军队，而且也没有可以进行文字斗争的阵地，当然恼怒非常。好不容易拼凑出版了一份不成样的报纸《朝宗报》，费了不少精力，但总赶不上胡的《大楚报》的煽动力量。

从叶蓬和胡、邹之间的斗争，也可以看出日军寄希望于南京伪政权，但又不完全满意，甚至很不放心南京的这一班人。他们又想在另一班人身上找出路，可是这一班人是否能胜任他们寄予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事。日军的上层人物对于胡兰成和邹平凡，还只是作为牵制叶蓬、迫使其就范的一个工具。

叶在1945年3月底来武汉，这时敌伪的形势已经面临崩溃。叶为了与南京方面——主要是周佛海——联系应变的办法，几乎每隔一个多月就要到南京去一次。六七月间，有一次晚上在他的汉口岳飞街圣德里私宅，当我向他汇报当天和伪盐政局秘书主任王某联系一件事务的结果以后，他忽然问我：“炮响起来了你怎么办？”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接着说：“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和日本人也会发生冲突，别人也可能吃掉我们。我们都有联系，又都靠不住。可是只要自己把队伍集中，谁也不能奈何我们。”8月初，叶又飞往南京，当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接着蒋介石就颁发了命令，叶的名义是“七路军总指挥”，叶在南京当然就要赶回汉口，待机而动了。

正在日本投降而叶留在南京未回的时候，汉口日本军人示意邹平凡把叶蓬在汉口的卫队连全部缴械，将叶的亲信都软禁起来，断绝叶的消息来源。同时准备在得到叶回汉的消息后，派军队到飞机场，出其不意，致其死命。可是叶临时还是得到了消息，飞机改在黄冈蒋管区降落。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在黄冈的“鄂东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李石樵是叶在保定军官学校时的同学。叶只得去投奔他，由他派人护送到武昌附近。叶就召集李宝琏等部伪军在武昌明月桥组织七路军司令部。李宝琏等因为眼红邹平凡，同时想到叶现在已是七路军总指挥，也愿意和叶互相利用一番。

邹平凡这时也挂起“汉口守备司令”的招牌来。原来国民党当时各个系统，都派有一些联络人员，一般称为“策反参谋”，其中有一个高参马某接上了邹平凡的线，填发了一张委状给邹。邹当时并不知道这班“策反参谋”随身都带有空白委状，这些委状并非都是经过国民党的高级头目的认可。马某当然在邹平凡那里受到上宾的礼遇（抗战胜利后不久，马某因招摇撞骗，劫收财发得太多，被另一部分抱怨分赃不均的国民党分子置之狱中）。

邹平凡自以为受到了蒋政府的委状，可是起初还没有下定决心。他一面接收了日军在汉口的仓库，把日军多年搜刮的财物尽量转移变卖；一面也向日军作出一些根据日军意图办事的姿态。当时日军估计，武汉地区附近没有蒋军的正规军，蒋军要想来接收武汉必须走很远的路，还得通过包围着武汉的新四军阵地，因此他们认为，蒋军至少要在两个月以后才能到达武汉。在这期间亲日的势力可以在日军的支持下扩充实力（这一点在武器和财力方面都没有困难）。将来这一种“第三势力”可以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取得有利的地位，见重于国民党，而日本军人也可以第三势力的“提线”人的资格，向蒋介石争得有利的合作条件。

事实上这种“第三势力”的论调，胡兰成早就大肆鼓吹过了，此时日军既然公开支持这一主张，于是在邹平凡暂时掌握了汉口军权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宣布成立了一个“武汉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和策划人物是胡兰成和杨伟昌，而陈维政由于原来是伪省府的财政厅长兼政务厅长，在叶蓬离汉赴南京时代行伪省长职权，名义上有些方便，更由于他是日本人所信赖的人物，被推为这个委员会的两个主要负责人之一（另一个是杨伟昌，和陈维政是同乡，他由于日本人的支持，担任过伪省合作联合社主任）。

邹平凡在接收了日军仓库以后，态度也逐渐转变。他知道，以他原有的权力，短短一两个月内很难发展成为像样的队伍，便倾向于利用“汉口守备军司令”这一点关系，加上他接收日军物资而得来的雄厚财力，向国民党输诚自保。因此在“武汉政务委员会”宣布成立以后不几天，这个委员会就销声匿迹。大概在日本投降后两个星期左右，胡兰成、杨伟昌和陈维政就相继逃走了。

9月初，国民党的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李石樵带了少数保安队，兼程赶到武昌，但不敢过江到汉口来接收。接着国民党的一小部分正规军也陆续赶到汉口。这时日军虽然还未缴械，却早已不敢过问军队的调动，邹平凡把汉口防务交出以后，由于对接防的军队长官不断有所孝敬，总算没有发生问题。

叶蓬在武昌叮嘱伪省府原充建设厅厅长的陈承纶出面向李石樵造册移交，虽然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交出，李石樵总算看在同学面上照册接收了。

这时武汉属于第六战区，战区司令长官是不属于蒋嫡系的陕西军人孙蔚如，但实权却掌握在陈诚手里，陈调郭仟来担任警备总司令。郭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和叶蓬有同学关系。尽管如此，叶对陈诚还是有戒心的。叶的亲信常常谈论着叶在国民党内的两个靠山（何应钦和戴笠）和两个仇人（一是张群，起因是“人形靶”事件，见前述；另一个是陈诚，在武汉沦陷前，陈任第六战区司令。叶曾一度被派充任第六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刚一到职就因战略部署的意见与陈不和，发生摩擦，两个刚愎自用的人之间的分歧就发展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结果，叶因势力相差悬殊而立刻被免职，这是叶以后所切齿痛恨的事）。叶在明月桥的所谓“七路军司令部”里命令李宝琏等部向伪军靠拢，以免被吃掉，并且做出一副随时拖走的姿态。可是这几支伪军根本不在陈诚的眼下，叶蓬所指靠的只是何应钦和戴笠两条路，本来后一条是他认为最可靠，用的工夫也最多，自从戴笠坠机身亡以后，他就只好依赖何应钦了。当时何应钦名义上是陆军总司令。10月初，叶接到何的电报说，何应钦由湖南乘飞机到南京，路过武汉，嘱叶蓬到机场迎候（后来据传当日并未来汉）。叶蓬到达机场，就被郭仟派兵逮捕。到了张群任行政院长，陈诚就命令将叶解往南京，不久就枪决了。

杨揆一也是在南京被枪决的，张仁蠡在天津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据说张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了），武汉在沦陷期间的一段丑剧，就此告终。

以上是关于湖北汉奸政权七年来的大致情况。我的二叔张若柏曾是何佩瑢的机要人员。我在1939年年底，由伪市财政局科员转到伪省财政厅财务人员讲习所任讲师，在1940年省市争夺“中央税”管理权而设置省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时，曾调兼该会的省方两个股长之一；1942年伪财政厅发生舞弊案，陈维政受到攻击时，正值财讲所被撤销，因为我在该所讲授会计制度，就被调到伪财厅充制用科科长，陈的用意是借此表明，他不任用私人。在此后将近三年的时间，我参与了陈维政的某些活动，由于制用科的主要职掌是办理收支预算，因而与杨揆一、叶蓬等人发生一定的接触。在日本投降以后，叶蓬命令向国民党鄂东行署办理移交时由陈承纶出面，由我具体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