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繁(陈尚君：李泌之子李繁是圣贤，还是败类？)

罗宁《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分三编，一是通论，二是专论，三是文本辑考，三部分均兼顾小说、传记两方面。这是他的认识，当然也会引起不同的议论：小说与传记虽皆属于叙述的文学，但前者可以虚构，可以编造，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浮想联翩，而后者则要求实录，要求真相，反对虚谀，更不能容忍文过饰非。那么认真说起来，小说与传记毕竟还不能画等号，还不是一件事。对此，罗宁的认识是清楚的，他认真讨论文传的源流和变化，讨论家传的体制和演变，并在评论朱东润先生《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时讨论传记、传叙的同异和名实，继而在考订《邺侯家传》与《邺侯外传》文本流传时，斟酌今人认为二书本为一书或本为二书诸说后，认为“《外传》是《家传》的改写本，并且融入了其他材料，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揭示这些改写和增饰，梳理从家传演化为小说的过程，罗宁的考辨广征文献，结论令人信服。

正因为罗宁广征文献，提供了《邺侯家传》作者李繁的生平轮廓、《邺侯家传》的成书和流传文本，以及此书存世佚文的基本情况，更引起我继续探究的巨大兴趣。

李泌，世称李邺侯

官二代李繁是个怎样的人？

《邺侯家传》作者李繁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两《唐书》皆附其传于其父李泌传后，除冤死一节外，颇多恶行，其尤者则“漏言裴延龄以误阳城，师事梁肃而烝其室”。前者据说为贞元十一年春事，名臣陆贽罢相后两度上奏言权臣裴延龄奸佞，德宗右裴而黜陆。阳城是享天下清名的名士，被李泌推荐为谏官后，久不进言，乃至新进士韩愈作《争臣论》规谏而无效，但此时却拍案而起，为陆贽伏阁切谏，事方得缓，城亦得直臣之名。较早记录此事者，唐末柳玭《柳氏叙训》云：“李相国泌居相位，请征阳道州为谏议大夫。阳既至，亦甚衔恩。未几，李薨于相位，其子蘩居丧，与阳并居。阳将献疏斥裴延龄之恶，嗜酒目昏，以恩故子弟待蘩，召之写疏。蘩强记，绝笔诵于口，录以呈延龄，递奏之云：‘城将此疏行于朝数日矣。’道州疏入，德宗已得延龄稿，震怒，俄斥道州，竟不反。”（见《戒子通录》卷二引）但仔细推敲，颇多疑问，即“献疏斥裴延龄之恶”者为陆贽，阳城因陆贽被贬仗义伏阁，亦不存在多日前即将奏疏示人之理。且亦不因此事贬道州，其间尚有转国子司业一任。烝梁肃妾事，就较难追究了。今可知者，李泌贞元五年卒于相位，次年德宗思及泌之为人，嘱其家编成文集二十卷，由梁肃作序以传。其时李繁与梁肃肯定有许多过从。梁肃卒后，其遗妾是否因情而与李繁有染，无从追究。但身兼陆贽知贡举时门生和梁肃古文传人两重身分的韩愈，对李繁的态度，或者可以提供参考。

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浐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入海观龙鱼，矫翮逐黄鹄。勉为新诗章，月寄三四幅。”诗作于韩愈去世前一年即长庆三年（823），当时李繁约五十余岁，即生于大历中期，为李泌五十后所生子。李泌去世后李繁袭其爵，故此处邺侯为李繁而非李泌。诗称其家多藏书，为人尤博学而强记，圣贤文章经典充实于胸中。诸葛觉即僧淡然，孟郊作《送淡公》十二首，叙彼此缱惓之情，韩愈也曾作诗《嘲鼾睡》戏谑。上引诗认为他得与李繁游，“学问得所欲”，上天入海均可从心所欲，对其人其学评价都很高。韩愈又作《处州孔子庙铭》，称赞李繁到任处州，立即修复孔子庙，既塑颜回、子夏等七十二人像，又以历代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轲、荀况、扬雄、郑玄等数十人图于壁，简直就是韩愈《原道》崇儒主张的实践者。韩愈因此而点赞：“邺侯尚文，其于古记，无不贯达，故其为政，知所先后，可歌也已！”在这里都看到韩愈对李繁的由衷赞美，展示李繁为人的另一面。但前诗也透露出，李繁虽为故相之子，在京城有旧庐，似乎与朝中多官关系极其疏远，原因不明，或与其早年失德有关。中唐存世诗文为数极大，就我阅读所知，与李繁有诗文来往者实属寥寥。以李繁之博学多才，不至如此吧，然确实如此。

李繁的著作，除《邺侯家传》外，至少还有三种。

一是《北荒君长录》三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于史部地理类，仅见《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九引及过贞元四年回纥请改回鹘一例，无从知其书之全貌，就书名推测应是有关北边民族历史或君长世系之专著。

二是《玄圣蘧庐》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于子部道家类，仅见宋初名臣晁迥在其三部著作中引及此书。《法藏碎金录》卷一引其序云：“冀深信照之，能度苦厄，又知有以常相见，不在于眼界。”同书卷二引及其书凡十六篇，有《心宗》第十一、《不动》第十二、《梦觉》第十三、《闻思》第十四，谓其宗旨为“开心宗之性，示不动之体，悟梦觉之真，入闻思之寂”，赞其“咸有妙旨”，受其启发而“朝夕趣向，事理亲切”。卷五引其解《心经》语“身心俱不动，为求无上道”，认为“此语意存诚，入道足矣”。卷七赞其“不动之心，可以习成”之说。《昭德新编》卷下云其引《法华经》十六字“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是也”，赞其“内外典故证据甚明，谈功徳者当如是解”。《道院集要》卷二引其对心法的认识，举鹦鹉可以得道证众生平等。凡此皆知李繁深信佛法，妙契禅趣。《通志?艺文略》著录此书一卷前，又有《禅关八问》一卷，或亦繁撰。

三是《大唐说纂》四卷，《崇文总目》作《唐说纂》。宋洪迈《容斋四笔》卷八云：“予家有之，凡所纪事率不过数十字，极为简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节》一门曰：武后问石泉公王方庆曰：‘朕夜梦双陆不胜，何也？’曰：‘盖谓宫中无子，意者恐有神灵儆夫陛下。’因陈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庐陵王，复其储位，俾石泉公为宫相，以辅翊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则云此书“不著名氏，分门类事若《世说》，止有十二门，恐非全书”。可知仅此。王方庆劝武后归唐嗣事，也与一般认为狄仁杰事有所不同。

以上三书虽皆不存，片断遗存可略知李繁之性情趣向及学识兴味。但他影响最大的著作还是《邺侯家传》，其成书也颇具悲壮色彩。

《邺侯家传》是如何写成的？

李繁被处决在文宗大和三年十一月十日，《旧唐书?文宗纪》所载很明确。其涉罪事由，《旧唐书》本传载为任亳州刺史时，“州境尝有群贼剽人庐舍，劫取货财，累政擒捕不获，繁潜设机谋，悉知贼之巢穴，出兵尽加诛斩，时议责繁以不先启闻廉使，涉于擅兴之罪”，偏偏又遇上以严苛著称的御史中丞温造，派遣与李繁有嫌隙而锐于生事的御史舒元舆来处置，于是罗织成大狱，李繁终难逃一死。舒元舆是唐后期有名的古文家，也是甘露事变中被族诛的四相之一。

有关李繁一案的原始文案不存，无法究诘真相如何。元舆有名的寓言小品《养狸述》就认为国多鼠窃必然“小人道长，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他即以勇于捕鼠之狸自负，当其在位即以“止遏”、“暴横”自任。他存诗仅数首，但有一组到坊州按狱的诗作，认为“真非既巧饰，伪意乃深韬。去恶犹农夫，稂莠须耘薅。恢恢布疏网，罪者何由逃”。“寄谢守土臣，努力清郡曹。”即陷狱者的解释都是伪言巧饰，他以农夫去恶草的态度布下恢恢法网，决不允许遁逃。我比较倾向他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酷吏，李繁进了他的罗网，实在很不幸。舒元舆的理想和峻急很快得到回报，不到四十岁就入相，任相月余就身陷大逆，完成恶恶相报的循环。

李繁入狱时间无从确定，但从舒元舆出使坊州六旬结案来推测，李繁从亳州案发到解送京兆待判，先后大约会有几个月时间。不管李繁的错误有多严重，其实最多是绥靖地方用法过度的罪错，《旧唐书》本传说“时人冤之”，时任陕虢观察使王起进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偿贼死。”但李繁仍难逃一死。在个人生死未卜之际，李繁想到的是用最后的时间记录父亲的传奇人生和卓越实践，用最简陋的纸笔记录自己所知的一切。这应是读《邺侯家传》者应知的背景。

从另一立场说，这时李繁大约六十岁，其父李泌去世已经四十年，他所能回忆而叙写的，只能是四十年前，自己不足二十岁之际，父亲所告知的内容。一个人如果晚年写回忆录，追忆四十年前的往事，模糊错讹必不可避免，何况要追述自己年轻而心智未成熟时所听闻于父亲的叙述，加上陷狱而生死不测的冤抑，有意弘传父亲论政处事之功业，狱中又无法查证国史实录，其偏颇失实当然无法避免。

《邺侯家传》究竟是一本什么书？

虽然《邺侯家传》很偶然地得以保存到宋代，但评价之两极，也达到极致。

激赏此书者首推司马光，《资治通鉴》据本书节写入书的篇幅极大，据我所作不完全精确的统计，多达一万七千多字，并在《考异》中引录几十则，对该书内容与他书记载有歧异者加以考辨。《邺侯家传》全书十卷，若推算全书字数在十万字左右，司马光习惯对原文都有节略，也就是说几乎将全书中论政精彩的部分都采撷入编。虽然司马光在李泌去世时云：“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有些为自己解释，但也透露《邺侯家传》的记载，唐时或司马光当时，相信的人并不多，但司马光将其谈“神仙诡诞”部分剔除后，仍深加采信。

与司马光看法不同的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韩魏公家传》提要认为：“如李繁录其父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悉凿空妄言，前世谓此等无异庄周鲋鱼之辞，贾生鵩鸟之对者也。而《唐书》皆取之，以乱正史。”又引宋祁说谓其书“浮侈”。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一认为：“又有子孙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邺侯传》《柳氏序训》《魏公家传》之类，隐己之恶，攘人之善，并多溢美，故匪信书。”读书很仔细的陈振孙已经发现韩愈对李繁“拳拳”之情，但仍认为陷阳城而烝梁妾二事之所为“殆非人类”，按照那时通行的道德决定一切的原则，认为“韩公无乃溢美，而所述其父事，庸可尽信乎”？他们都读过原书，所评应皆属有识。

洪迈《容斋四笔》

我们如果认真地加以追究，则不难发现，李泌是北周八柱国之一李弼之六世孙，其父承休仅任吴房令，地位不高。他比肃宗年幼十一岁，少年时为张九龄所知，天宝间因上书言事得供奉东宫，说肃宗为太子时以他为师，恐怕已经有所夸饰。安史乱起，他以东宫旧僚的身分至灵武效力，肃宗与其熟悉而多有垂问，得闻机密，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说肃宗将其“延致卧内，动皆顾问”，让其“掌枢务”，凡“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权逾宰相”，均不免有所夸张。至少我们在肃宗时期的当代文献中，难以得到有力的佐证。只有《邺侯家传》非常详尽记录肃、代、德祖孙三帝与李泌无所不及的私密谈话，但凡这三十年间的军国大事几乎都涉及了，且都有板有眼，契合时政，应机发言，识见恢廓，虽然仍有瑕疵，但大端能够说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司马光是相信的。

那么，《邺侯家传》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呢？应该说有几种可能。

一是李繁所记，确实皆少年时其父所告，或者说其父一生都保持如宋臣记日录、时政记那样的好习惯，每日凡涉起居言论，身历目击，皆有所记录，李繁本具超强的记忆，早就熟读，虽身陷囹圄，仍能叙述始末，不乱分寸。

二是其父本有一些特异之经历，李繁早年即曾亲闻亲见，他对唐时历史和人事掌故本就烂熟于心，当遭遇牢狱之灾时，借其父之故事框架，表述自己对于治国理政之原则和理想。前引韩愈诗称其“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所为“群圣文”，应该就是历代先贤有关治国理政之经典著作。《邺侯家传》中大量的君臣对话，与其说是李泌的卓见，不如说是李繁的理想。

其三则其书本近小说，李泌匪夷所思的传奇经历中的绝大部分都难以与史实相印证，许多都出于李繁的虚构。这一可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若如此更显得李繁的伟大，他居然能如此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把司马光全套进去了。

我比较倾向第二种可能。回到李繁之为人，他是官二代，年轻时的失德如果都是真的，也只能说明他不知世事深浅，卖弄自己的惊人记忆而陷前辈于不幸，率意牵情而不循世俗之道德规范。但他从政以后，并没有显著的丑闻，相反是一位服膺儒家学说的勤学者、皈依佛法的超然居士。意外地身陷死牢，方有突然的憬悟，借先人之往烈，存自己之理想，留下一部难得的奇书。

以上所述皆因读罗宁大著而引发遐想，说得有些远了，推测有些多了，但自信尚非全部胡言。我觉得在文学与史学之间，在小说与传记中间，还有无数有趣的课题可以展开。由于罗宁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通达的研究立场，又坚持从最踏实的文献工作做起，收录在本书中的每一篇论文，似乎都可以引起以上的联想。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是从传统四部之学向现代学科细分的转化，学科分工导致每一个学科都得以建立规范，窄而专地深入探究。到现在似乎就每一个学科本身来说，基本的问题大都研究清楚了，有重大价值的新课题似乎已经很难找到。但如果我们转换立场，立体地来看古人之行事、著作和成就，则会意外地发现前人没有完成，值得今贤来哲继续探究的问题还有很多。罗宁对《邺侯家传》之成书流传及其与《邺侯外传》之关系作了很杰出的考释，如果继续此一工作，辑录《邺侯家传》所有可靠的散佚文字，包括经过司马光删节改写的文字，详尽笺证，探清事实真相，使我前面提出的诸多疑问得到更明确的结论，大约可以形成规模很大的专著。完成这些工作，更可以看到小说与传记之间原来有无数若隐若显的鸿沟，也可能本来就是一件衣服的两层皮。

（罗宁著《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由巴蜀书社出版）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