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仪眼镜(皇帝、战犯、平民：溥仪之罪到底罪在哪里？末代帝王（一）)

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了公民。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已经走到了尽头。改造我这样一个人不容易。把封建统治者变成公民，无论什么国家都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办到了。

——爱新觉罗·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名字，他是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终点。他在孩提时代就登基坐殿，结果三年后清廷就被推翻，1912年由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诏书》，溥仪失去了皇帝的宝座。

尽管在五年后，前清旧臣张勋发动“复辟”，但很快便遭失败。年仅十二岁的少年溥仪的人生，就几经大起大落。可他心中的“皇帝梦”却从来没有放弃。欢迎来到猫爷的渔场，本期视频的主角，正是中国的最后一位“帝王”：爱新觉罗·溥仪。

“复辟”这种事，几乎在大多数封建王朝都是“有市场”的，无论是对于流落民间的皇子皇孙，还是想要反抗当朝统治的普通人。哪怕是远在秦末汉初时期，同样是如此：因为就像我们经常以为率先反抗秦朝统治的陈胜、吴广起义后，能在乱世中分得较大的一杯羹，可实际上当上层建筑瓦解之后，各地最为强大的军事势力仍是前朝（或是打着前朝旗号）的“贵族们”，项羽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溥仪心中复辟的，却与以往不同：除了因为他从小就被灌输了帝王思想；导致在1924年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紫禁城后，复辟清朝祖业的思想日益发展与膨胀外，就是因为复辟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便是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国外的帝国主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不敢对封建势力进行彻底的清算（溥仪退位后仍住在紫禁城就是“证明”），使大量的封建势力继续存活了下来。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皇帝和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这些势力都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统治者本身就是大地主阶级。因此，在先前的复辟遭到失败后，溥仪并不死心。

后来，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豢养下，在天津张园住了整整7年。在此期间，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主张复辟帝制的封建军阀和政客，以及一些前清的遗老遗少。这些人构成了溥仪复辟的国内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溥仪又拢络了一批军阀代表如张作霖、昊佩孚、段祺瑞、张宗昌等；清朝遗老们则包括：郑孝青、陈宝深、罗振玉、胡嗣瑷、张彪等人。

这些人大多出身于清朝官宦之家,辛亥革命粉碎了他们升官发财、加官进爵的美梦，因此这些人整日围在溥仪的身边讨论着复辟。正是在这些反动势力的推动下，让溥仪心中复辟帝制的思想更加膨胀。

在发生了东陵事件后（即孙殿英盗宝），溥仪对军阀们的信任大大降低，于是便把复辟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的势力。他虽然与各帝国主义势力均有来往，但在他看来，日本帝国主义是其中最值得信任的力量。

九一八事的爆发，让溥仪看到了久违的“希望”，看起来依靠日本势力恢复大清祖业的时机已到。想到这里，溥仪立即着手与日本军政要员、日本浪人相勾结。1931年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屯司令部的翻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溥仪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溥仪在日军司令部会见了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的代理人上角利一和清朝旧臣罗振玉。罗振玉带来了吉林省主席、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的一封密信。信中说:“复辟之机已至，于祖宗发祥之地满洲，在日本之支持下，先行发御驾”。

罗振玉在讲了一番他自己如何为博仪复辟而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协助”之后，对溥仪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盼望圣上回去，关东军愿意帮助圣上复位。听到这里，溥仪已经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不过他还是决定先与陈宝琛等亲信商量后再做决定。

10月11日，溥仪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头山满两人写信，信中说到：“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溥仪想要借助日本复辟的心思和“媚日”的心态暴露无遗！

可日本人哪能这么好心，让别人登基做皇上？日本建立伪满洲国扶持溥仪称帝的目的只能是更好的实现自己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对于“大概率会成为傀儡”的前途，以溥仪还算健全的“智力水平”不大可能想不到，最多只是“难以判断日本会给自己多大的权限”。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就溥仪的立场而言：如果能实现复辟，满足自己的皇帝梦，这个“傀儡皇帝”是可以做的。

可对于溥仪而言，他还是把日本人想简单了。1931年11月2日晚上,土肥原少将带着关东军司令官的使命,在夭津与溥仪密谈,谈话之中溥仪进一步看到实现复辟的希望。土肥原一方面声称是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人才不得已而出兵。”另一方面，又对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

希望溥仪不要错过机会，要他尽快回到自己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等等。可当溥仪到了东北后却发现，事情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首先，伪满洲国是一个“共和体制”的国家，塔既不是封建帝制，也不是清王朝的延续，而是作为一个“全新的国家”存在。其次，溥仪到了东北之后，就任伪满洲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执政”，更是跟皇帝没有一丁点关系。如此说来，溥仪的复辟美梦似乎就彻底破碎了？当然不是。

从1931年到1933年，溥仪为了求得日本满足自己的复辟心愿，对日本人极尽谄媚之能事，积极的为关东军卖命。终于在1934年3月1日，溥仪在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即长春）完成了登基大典，圆了自己多年来的复辟梦。

关于此后溥仪在伪满洲国的“傀儡生涯”，自不必多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傀儡的下场大多都是机极其悲惨的。他们要么在失去作用后被抛弃（失去生命），要么傀儡自己实现了反客为主，逆天改命。而溥仪却跳出了这个“闭环”，实现了由“傀儡”到“自由人”的转变。

1950年8月3日凌晨六点，黑龙江省中苏边界，绥芬河火车站。一声长鸣从苏联方向传来，有一辆列车驶进了车站。车门打开后，先是几名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列好阵势，接着，一位身材瘦削，手拎皮包，戴着黑边眼镜的中年男子走了下来，他神色有些慌张，似乎正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状态——此人便是曾经的伪满洲国的“皇帝”，关东军被苏联消灭后关进大牢的“战犯”：爱新觉罗·溥仪。

前文说过，古往今来傀儡的下场往往都是悲惨的。可溥仪的悲惨相对于“前辈们”而言，不过是五年的战犯生涯。尽管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再次将他押进了“战犯管理所”，但正像小说《红岩》中所说的那样：“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中共既说到了也做到了：为了让战犯安心改造管理所投入了300多万新建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和露天的舞台。同时，管理所内部还制定了“三个保障”：一是要保障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二是保障生活条件，三是保障身体健康。犯人的伙食是根据级别分小、中、大三个灶别。溥仪和几个大臣吃小灶，翻译吃中灶，跟他来的那些随从吃大灶。战犯每日三餐吃的都是细粮，而当时管教人员的饭碗里却还总是能见到黑窝窝头。

而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对战犯、战俘们的改造，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她们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对别人是如此，对溥仪是更是如此。一个旧社会的“封建帝王”，是不可能在新社会中存活的，这一点溥仪和普通百姓都很清楚。

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的溥仪，在战俘营里难免闹出不少笑话：洗衣服、叠被子、收拾碗筷、打扫卫生这些在别人看来最基本的生活技能，溥仪都做的一塌糊涂，四十多岁的他在生活上表现的与孩童并无二致。特别是我党为了更好的改造溥仪，将他与他的“大臣”、“亲信”们分开关押，逼迫他逐步做到“生活自理”后，溥仪的一举一动简直成了其他战犯、战俘们每日必备的“笑谈”。

1959年9月1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公布了一批特赦名单，意味着部分战犯将提前出狱，开始他们新的生活，这其中就有溥仪。当得知自己将被特赦后，溥仪先是表现出了吃惊，然后是激动，但很快又归于平静。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想好走出这里后，该如何面对生活；也许是因为他对改造后的自己并没有信心。但无论如何，他都要走了。

溥仪回到屋里收拾起自己的瓶瓶罐罐，同屋的人都向他道喜。但他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撕掉了衣服胸口的编号“981”。 临行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将一只怀表递到了溥仪面前。这只表是溥仪当年的英文老师庄士敦陪他买的一块法国金表。1959年12月8日溥仪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回京的列车：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

参考文献：

《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

《满洲国史》（日）满洲史国史编纂刊行会 编

《满洲国史总论》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 编

《溥仪的后半生》王庆祥

《溥仪私藏伪满秘档》辽宁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