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党的大学，咋还为国民党培养首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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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国民党要想统一中国，固然离不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逻辑，然而就一个政党的建设而言，只有枪炮毕竟还是不够的，需要各方面的干部。改组后的国民党在组织上不断完善，自己也办了类似国民党党校的广东大学，但其首批干部的养成无疑得益于共产国际给予的帮助。

1925年以孙中山姓氏命名的中国劳动者大学， 以及后来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陆续开办的各种类型的学校如列宁学院等，不仅为国民党造就了最早的一批干部，而且又通过他们把苏联政治特别是党军的理论带回中国，体现在国民党的建设中，对其掌握全国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1、从东方大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十月革命后，苏俄内战接近结束时，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便在1921年2月10日决定开设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不能任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造就苏俄本国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需要的全新干部。为达到这个目的，新开办的大学不是一般意义上以教授文化知识为宗旨的高等院校，它事实上是一所党校。在开始阶段，其宗旨是为苏俄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快就扩展了培养目标，同时生源也扩大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新型大学的设立和招生。1920年春吴廷康夫人库兹尼佐娃会同杨明斋开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俞秀松主持日常工作。

吴廷康，本名好德，字明斋，(1882一1938)山东平度马戈庄人，1901年辗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谋生，1908年后在西伯利亚半工半读，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受该党秘密派遣至沙皇外交机关当职员。十月革命后，动员华工参加对白卫军的作战。1920年3月，吴廷康受俄共(布)远东党组织派遣来华，杨作为其翻译和助手到中国工作，陪同吴廷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

这里的学员是一些对苏俄感兴趣并有意赴俄一行的青年人。

经过约八个月的学习，有十四人到苏俄，这是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首批中国人，他们是：肖劲光、杨尚昆、罗觉（亦农）、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廖化平、胡士廉、卜士畸、任岳、任作民等。此后中国学员陆续进入东方大学，1921年8月1日有二十六名中国学员，年底已经约三十五人，1924年初五十一人，1925年4月则高达一百一十二名。

这些学员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后来转为中共党员，在俄国他们加入俄共(布)，再后成立了一个中共旅莫支部。这个时期的学员都是秘密前往苏俄的，没有国民党人士及其子女。

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党也开始派遣青年人到东方大学学习。苏联方面为推进中国国民党同其友军冯玉祥的合作，于1925年初在洛阳和张家口建了两所军校；与此同时，还决定从东方大学内抽调一部分学员，对其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派回中国到北方和南方工作。但是人数太少，不能满足需求。

孙中山刚刚逝世，俄共(布)就于3月13日开始考虑一个重大的问题：

是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还是新建一所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3月19日政治局委托勃罗伊多和吴廷康先行研究并向政治局提出方案。同时，中共也看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发生变化的必然趋势，为把握国民党在各地的工作，便致函苏俄，请把东方大学内某些在读或已经毕业的中共党籍学员派遣回国。1925年3月陈独秀就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按照勃罗伊多和吴廷康的估算，中山大学的规模应容纳500名学员才能满足中国需要，起初考虑把校址设在西伯利亚某地。鉴于这是由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组建的国立性质的大学，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将该校设在首都莫斯科。校长拟由著名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狄克担任。

8月27日该校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由拉狄克、布哈林等十七人组成。9月17日批准了该大学的总预算五百五十万卢布。中国国民党也有一些捐款，数额不大。校址设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4一16号 。

值得注意的是，这所大学的名称不与“共产主义”挂钩，最后确定的校名取消了原有的“共产主义”一词， 所以该校与东方大学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它只是叫做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是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后来人们又简称“孙大”，中山大学或莫斯科中山大学。

毋庸置疑的是，学校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其办学方针是“为中国培养社会政治干部”。这一点对外特别对西欧是保密的。1925年10月苏联向这所学校秘密派遣了苏共党员。学校一切正式文件的发放，都经过仔细检查和党组织的批准，对外严格保密。

中山大学的地位1926年4月、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中国国民党代表胡汉民致电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提议，该校应置于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会议同意“拉狄克的提议，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应置于苏共中央和国民党中执会共同管理之下”。

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39次会议决定正式通知拉狄克：

“接受胡汉民向本委员会报告的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拉狄克的提议。所提中山大学应置于苏俄共产党和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管理之下的建议已经被采纳”。

由此时开始到1927年7月，中山大学由联共(布)与中国国民党联合领导。邵力子是国民党驻该校的代表。

1928年9月该校名称加上了“共产主义”一词，但还是以“孙中山”命名， 全称是孙中山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38年停办。

2、派遣留学生

1925年10月7日，广州政府派遣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了中央招生委员会，这是鲍罗庭的建议，他本人担任顾问。同时，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也开始了招生工作。鉴于中国国共合作的局面，莫斯科要求国共两党派出数额相等的人员赴苏学习。

第一批国民党籍学员计一百五十名。他们是分批前往的，第一批二十二人，其中有蒋经国，谷正纲、王觉源等。最迟的约大半年后才成行。

选派手续很简单，报名者只需要到设于原广东省议会大楼的国民党中央办公厅填写一张卡片，不用出示文凭或其他任何证书，年龄不限，文化程度各异，最小的十四五岁，年长的近五十岁，形成所谓“三代同堂”，“长幼同课”的有趣局面。

考试的题目也很简单，笔试是每人以“什么叫国民革命”为题先做一篇文章，然后经过口试，最后发榜。

中共方面，毛泽东参加了上海地区招生工作。10月选定学员，计24名中共党员。另外“广东政府所派”中共党员还有十八名。六十七名共青团员中有十二名中共党员兼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中共指定朱务善、俞秀松、董亦湘、陈其(又作“启”)可等十二人为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国共学员约计二百零七人。

1926年12月20日前在国内录取选送的国共两党学员计达二百八十人。1926一1927年初从西欧德、法、比等国至中山大学的计有两批学员，计一百一十八名。其中绝大部分是在那里勤工俭学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如朱德、向警予、刘伯坚。从法国转来的学员中，工人占绝大多数，例如有一批二十一人中，十二人是工人。其他批次基本也是这个情况。邓小平等人都是那个时候转来的。

原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一百名学员也转到这里学习。

为了便于保密，每个学员都要使用俄文化名，如冯弗能，化名涅日丹诺娃， 蒋经国，化名叶利札罗夫。

为“保证中国革命军队有政治上可靠的指挥人员"，苏联还在列宁格勒国际军事学校开设了中国部，拟在两三年内培养出一批军事专家。学员是从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中挑选，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学生里也有被选作该校学员的。此外，从这年起还办了一些为期2一3个月的短训班。

3、学校的组织框架

中山大学章程由“总则”，“学校领导机构”，“学校管理委员会”，“行政组织处”组成。

其总则规定：

1.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是以对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进行社会政治教育为宗旨的高等学校。

2.为实施此宗旨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组织分部，训练班，教学辅助机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学生实习课，并建立校内教职员和学生的组织。

3.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拥有完全法人资格，可独立支配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促进会据该会预算批准的拨款。该校拥有自己的印刷厂。

由七人组成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促进会(它同时就是学校管理委员会)，由其对学校实施全面领导。

学校管理委员会为决策机关，由其指定校长，学校苏维埃成员，指导教学育人工作，听取汇报，批准预算。校长由管理委员会指定，他对学校各项工作负责并领导学校(政治、教学、总务)等的全部工作。校长下设校长委员会( 后又称学校苏维埃) ， 由校方各部门领导和师生代表组成。

管理委员会下设教务处，由其负责学员的教学、政治教育工作。该处领导为主任，他通过学术委员会，训练班主任，各课目组长，课目组和教学大纲、教学法小组开展工作。为“保证中国革命军队有政治上可靠的指挥人员”，苏联还在列宁格勒国际军事学校开设了中国部，拟在两三年内培养出一批军事专家。学员是从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中挑选，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学生中也有被选作该校学员的。此外，从这年起还办了一些为期2-3个月的短训班。

“学校公社”，这类组织，有些像我们高等院校内的学生会，不过我们的学生会并没有教师参加。中山大学内“学校公社”的组织和职能要宽得多，它吸收学生和教职员为成员，目的在使学生群众“积极地与有系统地参加”校务和学校建及，“养成学生同志的精神”，“使本校学生物质生活条件能有组织的改造”。

经大会选举产生的由五人组成的公社管理部为“指导机关”，学校书记和党代表为当然成员，一切活动须经其同意方可进行。公社内设立几个苏维埃和委员会，公社管理部成员为当然代表。

体育卫生苏维埃，其工作目标是保障学生健康和体育活动的开展，“监督诊病室工作是否正确”，对“患病与体弱同志给以相当的扶助”。由主席、主任医生、本校书记、卫生部代表和运动部代表组成。

经济委员会，除部员外还有本校经济部主任和食堂主任。其责任是：

1.编制在本校范围内之食物基金计划；2.编制每周食物基金表以及早餐、午餐和晚餐菜单；3.监察厨房、食堂以及贮藏室的行动；4.监察本社社员对于本校一切用具之正当使用；5.遇必要时得设立公共宿舍；6.注意对于本社社员一切服务器之适宜与按时供给。

教育苏维埃，由五人组成，除部员外还有管理图书馆、俱乐部、教育、参观与戏剧工作的教育苏维埃委员四人。其责任是组织社员观看电影和戏剧，就近或远途参观。

管理图书馆的委员，组织社员参与学校图书馆添置书籍，襄助图书馆做专项图书陈列，用特别基金购置快报或分发给社员，并注意配备公共宿舍的或定期的刊物。

俱乐部委员进入该俱乐部的委员会，指导其一切工作，“并须注意组织种种俱乐部发刊墙报等”。

教育工作委员的责任是“参加各种讨论课程计划与大纲的教务会议；监督改良教授方法，将学生对于功课计划与方法之意见报告教务处；参加关于教育方法的各种会议；此外并得通告各班分科书记与班长”。

管理部设有书记处 ， 负责审订管理部一切决议和工作，并担任互助委员会主席。

“审查社员困难情形"，对于申请者本人或家庭需要“物质帮助”者，审查其申请书。该互助会基金，多由各社员收人款项扣出若干、学校拨交款项与其他人款合组而成”。互助会无偿地发给各社员补助费。

互助会设主席1人，由公社管理部指定。

基金：管理互助会基金，卫生体育苏维埃基金和教育苏维埃基金，经讨论后每人按比例交纳。学生们一般都会参加一个或几个委员会。国共学员混合编班并担任有关工作。如第一批学员十一个班中，第一班班长张锦勋，张闻天担任列宁主义课代表， 黄平为中国问题课代表， 邵志刚(邵力子之子)是俄文课代表。

邓文仪、伍修权、蒋经国分别担任第七、八、十一班的俄文课代表。1925一1926年到校的国共两党学员关系还算和睦，他们能够参加彼此组织的工作，在国内国共两党关系不太紧张的时候，国民党学员参加工作的人数和比例一般大于共产党(含青年团)员。

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苏维埃和其他社团中，国民党学员在相当时期内并没有受到歧视，他们在校内享有与共产党学员平等的权利，在一些小组(如在“同志审判会”、“监察会”、“无线电组”、“照相组”、“中山组”、.“唱歌组”)中国国民党学员的比例甚至还高一些。到1926年，一百三十二名国民党学员中有一百二十名参加了工作。

除了由校方规定的上述社团性质的小组，国民党学员还建有自己的组织。

他们有一个九人的执行委员会 ：陈春圃、赵云龙、王少文、唐健飞、杨可大、刘詠尧、黄菊、蔡炳彤、郑仁波， 常委是：陈春圃，赵云龙和王少文。

分工如下：

陈春圃任主席，赵云龙掌管文书财务，王少文掌管财政及庶务。唐健飞、杨可大分别为组织部正副部长，刘詠尧为宣传部长。

监察委员会主席是白瑜，邓文仪任书记，杨振藻负责监察组织部，吴淡人、陈树安负责监察宣传部。由此可见，这些组织并不具有明显的或完全的党派性质，国民党学员可以自由地通过这样的组织参与校内活动。

一些学员参加“同志审判会”，“调查委员会”，“红色救济会”和“中国通讯社”，并在其中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这些情况表明，在校内日常教学和活动中，从共产国际方面来看，在一定时期内，并没有排斥国民党学员的意图，仅仅是希望他们接受共产国际理论。

4、中山大学教什么，怎么教？

中山大学初开时，学制为两年。

主要课程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阶级斗争史，政治经济学，历史，当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课。不同时期的课目名称和设置略有不同。

鉴于一些学员文化水平较低，大学内设有预科，课程也比较简单，仅仅开设：俄语，历史，地理，数学和常识课。但是没有“三民主义”这一课，这使国民党学员有些失望。不过有人想，索性学一学俄国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也罢。

对于学员来说，开始阶段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学员入校后首先要强化俄语语言的学习。开学后不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就决定专门开办一个50人的翻译班，除了对他们进行语言培训外，还要求他们学习一定的军事和政治课程。

为便于教学，据学员情况进行了分班，第一、二班为英文班，第三、四班为法、德文班，余为中文班。但学校还是用俄语授课，课堂讨论等需要通过翻译。语言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学员接受知识的多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至于翻译，只有被认为是政治上可靠的分子才能进入翻译班。

鉴于这所新型大学的党校性质，学员们受语言的制约，不可能直接听取课堂教授的内容，而把许多时间花在学习语言上，对于课堂上的内容，不得不由翻译把教师的讲解翻译成中文，大家再行讨论，切磋。先后从事此工作的有瞿秋白、李宗武、陈绍禹等。

由于学员人数每年增加，仅仅靠上述几个人已经不敷使用，于是只好差强人意，挑选经过初步俄语训练成绩较好的学员担任翻译， 如国民党学员邓毅生、王志文。他们仅仅经过不到一年的俄语学习，只能粗通这个复杂的语种，至于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深奥学科理解的程度，他们究竟能把教师授课的内容向学员传达多少，因学校采取边授课边讨论的方式，学员们又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几何，便只好听天由命了。

教师，由一些到过中国并多少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先后在这里执教。如吴廷康、达林、约尔克(研究中国问题) 、马季亚尔（研究土地问题， 一度担任该校中国经济教研室主任) ， 曾经参加1923-24年间中苏复交谈判并担任翻译即有外交官背景的伊万诺夫(伊凤阁)等，1925一26学年中山大学的教师数量达到六十二人。

此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布哈林、片山潜、洛佐夫斯基、皮克、塔尔海默、托洛茨基，苏联的党政领导人和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都到这里讲课。国共分裂后张国焘、向忠发也曾在孙中山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讲课。

为了争夺这片教育阵地，1926年苏共党内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激化之后，斯大林也到这里讲演，1927年5月13日他《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就是在这里发表的。足见该校地位之显要。

尽管旧俄的中国研究有相当雄厚的基础，但是在苏维埃时期，如何用共产国际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却是一个相当艰巨的课题。在这方面，研究工作却刚刚起步，而国共学员陆续涌入中山大学，需要一大批讲授中国问题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于是中山大学就援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1925年的规定，开始培养科研人员和教师。

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优秀院所内设立了社会经济和政治课的站点，由其组成了全俄社会学科学研究联合会。中山大学决定按照这样的模式设立研究生班，重点攻读中国社会经济。学制为二至三年。被录取的学员可享受奖学金。

作为共产国际创办的外国学校之一，中山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相联系的，有时是互相协调互相促进的。

中山大学成立后不久就建立了一个中国研究室，其使命是：编纂术语词典，新编两部中国历史，包括出版梁启超的著作，编写时事资料评述等。在这里工作的有几个著名的汉学家，如鄂山荫、伊凤阁等。另外还有十多个中山大学毕业生被选送到这里，如博古(秦邦宪)，杨尚昆等。把他们安排到这里一是为加强研究室的力量，二是为培养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干部。

据1926年2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鼓动宣传部的决议，中山大学校方开始筹建一个专门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研究所。但是， 它没有正式启动。1927年秋大部分国民党学员已经离开学校时，这个机构才筹备完毕，1928年始投入工作。

除了中山大学外，中国国民党的一些学员还到伏龙芝军校，列宁格勒的托尔马乔夫军校，炮兵学校等处学习。1927年有二十九名国民党学员在各类军校就读。到1927年国共分裂时，在中山大学就读过的学员已经达到六百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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