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经历书(留学，我人生中的宝贵经历)

留学，我人生中的名贵履历

留学，我人生中的名贵履历

文|何兆熊

出国

人生几十年，此中总会有一件或几件事给其终身带来一些比力大、乃至是转机性的厘革，致使改动生命轨迹。而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事，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初我被国度公派出国学习的履历。

1980年3月，我作为两外洋交部之间的留学生互换项目学生被派到澳大利亚学习。该项目始于1979年，第一批公派职员包含北京大学的胡壮麟、北京他国语学院（现北京他国语大学）的胡文仲、华东师范大学的黄源深、西安他国语学院（现西安他国语大学）的杜瑞清、上海他国语学院（现上海他国语大学）的侯维瑞等9名高校教员，他们这一批被派往悉尼大学。我们这一批统共8人，被派往地处墨尔本的拉筹伯大学，此中高校教员5人，我是此中之一。

记得是在1979年冬天，有一天我没有课，没去学校。午饭时分，我接到电话，叫我回电英语系总支办公室，找姓曹的教师。我不敢怠慢，立刻回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总支副书记曹萃亭，他说有一个到澳大利亚学习的名额，学校决定给我，让我中午去学校了解有关细节。

等我再端起饭碗时，手都在哆嗦，我妈问我怎样这么冷。但是我是告急，是兴奋。这个消息来得太忽然，谁人年代被派出去的人很少，出国学习这种功德怎样会轮到我呢？时至今天我仍然不晓得是谁作出了这个影响我终身的决定，无论是谁，我都永久心存感激。

留学生存

作者在拉筹伯大学留学时期在宿舍楼前留影

1980年3月，我开头了在拉筹伯大学的留学生存。出国前，我唯一能做的准备就是把事先英语系教员阅览室里绝无仅有的一本原版言语学方面的著作——英国出名言语学家韩礼德的Cohesion in English自始至终看了一遍。我们是第一批公派到墨尔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澳方学校正我们这批中国学生一无所知，他们感受生疏和猎奇，但十分友好。澳大利亚的大学实行的是一年三学期制，第一学期我们被安插到言语中央上课。

毫无疑问，我们都以精良的成果从言语中央毕业。此时，从悉尼传来一个消息：在悉尼大学学习的学长们开头攻读硕士学位了。这对我们是一个震动。研讨生教导事先在中国几乎是个空缺，尤其是文科专业。颠末一番探究，我们5个高校教员中的4个向校方提出读硕士的哀求。记得我们4人一同去面见教务长时，他指着几本厚厚的、用硬皮封面平装的论文问我们：“你们能写出如此的论文吗？”说实话，谁人年代，出国前我们谁都没有做过真正的科研，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于是校方提出要我们先在导师的引导下读一个学期的预科，看看我们可否完成作业，对否具有读硕士的条件。

鉴于我们4人的特别情况，校方专门给我们指定了一位导师——来自该校教导学院的高等讲师玛塔·雷多博士。她20世纪30年代从匈牙利移民到澳大利亚，是一位哲学博士，到澳大利亚后才转向教导学和言语学专业，主要朝向是双语教导。

第一次见导师，不知怎样称呼，她对我们说：“就叫我玛塔吧。”

玛塔的年事约莫在60-65岁之间，是个很要强的女性，对本人的事情十分投入。我常常听她说的一个词就是update，也就是不休更新知识，跟上提高。她天天都要欣赏种种学术期刊，并且做卡片（当时电脑还没有广泛使用），偶尔也让我们帮她做，以供日后查阅或保举给学生。由此我以为，要做一个及格的导师，要在学术界安身，靠吃积蓄是相对不可的。做一个名副但是的“学者”，做一个及格的导师，是要终生不休作出积极、不休提高、不休自我完满的。

至于言语学方面上什么课，玛塔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对言语学这个范畴知之甚少，作为教员，我们只想学一点和教学干系亲密的言语学，而不是那些过于深奥、笼统的言语学。玛塔便依据我们的要求，引导我们在言语功效、语义、心思言语学、二语习得、言语与社会、言语与文明、言语与交际等朝向去研读。由于我们的特别背景，玛塔的上课办法也很机动。她并不把本人限定在某某学科的范围里授课，而是依据授课历程中我们的反响、发觉的成绩随时修订授课内容。为了让学生最大水平上获益，可以暂且丢弃体系性，先把有关知识教学给学生，然后再构成体系。而构成体系的事情完全可以留给学生本人去做。她称此为“拼盘办法”。以是，实践上她并没有把教学限定在几门课程内，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融多个范畴、多个朝向的“大拼盘”。

刚开头上她的课，我们这些习气了教师把一二三都讲得很清晰的学生，真实是不顺应。她向来不会在我们的小班课上把某一个内容讲得很全盘、很透彻，而屡屡只列要点、勾框架，接着就让我们各位发成绩一同讨论。每次上课玛塔都市安插课后的文献阅读，她把有关文章先容给我们，还勉励各位到图书馆去找更多的文献。这但是就是研讨生应有的学习办法。我们这些习气了填鸭式教学办法的“教员学生”（teacher-student）到这时终于觉醒了。

有人问过我：“你的语用学是不是在澳大利亚学习时学的？”但是玛塔当年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语用学这门课，实践上20世纪80年代，语用学对中国高校来说相对是一个生疏词，外洋大学体系开设这门课的也属凤毛麟角。但玛塔可以说是我语用学的发蒙教师。到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最早是怎样交往到奥斯汀的言语举动实际的。那天中午是玛塔的课，她身着宽饶的裙服，脚蹬高跟鞋，一手拿书，一手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locutionary、illocutionary、perlocutionary（言熟手为、言熟手为、言后举动）3个术语。她作了很简便的表明，我们都没怎样听懂，她约莫也没有渴望我们一下子就能懂，就让我们到图书馆去找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怎样以言行事》）这本书。我就是如此被她推进了这扇门。偶尔我想，汉语里把引导研讨生的教师称为“导师”，以有别于寻常的“教员”，我以为这个称呼很好，到了研讨生学习阶段，学生更必要的是被“导”，而不是被“教”。导师在课上给学生授课只是一个方面，在研讨生阶段，更紧张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

玛塔的课基本上隔周一次，每次上完课后都市安插阅读，到下一周晤面时，就要有一名同砚作报告，然后各位讨论。固然我们的阅读并不限于她保举的几篇文章，还会本人到图书馆去找更多的材料，以为有代价的就拿到讨论会上去。此中也不乏导师没有看过的，但她不会因此而感受为难，反而会表彰、感激保举好文章的学生。导师和研讨生既是师生干系，也是一种同仁干系。导师引导学生的历程也是本人学习、提高的历程。

很快就到了最初的写论文阶段，我们4一局部中有两个（包含我）选择了言语朝向，另两个选了文学朝向。选言语朝向的由玛塔引导。起首是定题，玛塔从不指定标题，写什么由学生本人决定，但她会和你讨论标题标可行性。她说：“你们依据本人的兴致去定题，尽约莫选我不熟习的标题，假如你们写的内容我都晓得，那你的论文另有什么代价呢？”此话初听有些荒唐，导师怎样能引导学生写本人不熟习的标题呢？但细想一下也有真理，导师的作用是引导学生怎样写，假如学生能把导师原本不懂的东西，写到让其能看懂，这一定是一篇告捷的论文。假如都是导师熟习的内容，学术研讨还能有提高吗？玛塔对我们两此中国学生的论文引导很专心，她要求我们每完成一局部就给她看一局部，并且是一对一、面劈面地讨论、引导、逐字逐句修正。我还记得在她办公室和她讨论论文的情形，时间大多是晚饭前的五六点钟，她会备好葡萄、苏打饼干、奶酪、橄榄之类的食品，边谈边吃，但是那是她局部的晚餐。固然她的英语完全没成绩，但有一次碰到了一个言语表达上的小疑问，令我感受惊奇的是她居然说：“这个成绩最好讨教一下母语使用者。”可见她在学术上的严谨，以及对我们的卖力。

摄于作者的硕士毕业仪式后（1982年5月）。左为玛塔博士，右为事先在拉筹伯大学言语学系授课的一位美国教师，他也是作者硕士论文的评阅人之一

如今我国的研讨生制度以前十分红熟，而我所处年代的中国研讨生教导照旧一个空缺，我有幸到外洋去攻读学位，亲历读研的全历程，对我返国后的事情很故意义。我返国后不久就开头招收硕士生，1995年开头招收博士生，我当年的学生假如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茅塞顿开，原本何教师引导我们的办法，都是从他的导师那边学来的！

返国

20世纪80年代，上海他国语学院的全体事情气氛很好。从校向导到教员都热情低落，各位都想尽快让教学走上正轨，重振上外表外语教学界的雄风。回到学校，我以为各位都在摩拳擦掌，摩拳擦掌，既为学校，也为本人奋力事情，每一局部都想富裕发扬本人的潜力。同事之间没有太多竞争和攀比，更多的是自我比力。为数不多的刚从外洋学习归来回头的教员无疑比其他人具有更好的条件，具有更宽广的发挥才干的空间，本身的责任感也更强一些。

返国后，我立刻被安插上三年级的精读课。出国前我不休教一、二年级的基本课，教三年级的精读无疑是一个腾跃，困难也不小。不外凭着本人踏实的英语基本，以及留学履历带给我的开阔眼界，我很好地胜任了这个事情，深受学生的接待和好评。三年级我一连教了9年，直到1991年底我去美国做富布赖特拜候学者。

我以为，青年教员上低年级的基本课十分有必要，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训练的时机。厥后我承继英语学院院长时就划定，但凡留校的青年教员，一概从一年级的精读课开头教起，颠末几年的训练后再依据一局部专长思索传授其他课程。

返国后我做的最故意义的两件事是在上外英语系开设了两门课，并编写、出书了两本干系讲义。一门是给本科生开设的言语学课程。20世纪80年代，高校外语专业用外语给学生开设言语学课程的几乎没有。事先系里刚从外洋归来回头的青年教员共有3名，戴炜栋（留学新西兰）、华钧（留学英国）和我。我们3人在外洋学的都是言语学，各位一探究，都以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具有一定的言语学知识，近几十年东方言语学研讨硕果累累，何不把我们学到的一点言语学知识凑成一门课呢？3人一拍即合，于是上外英语系的课程表上就增长了一门新课——简明英语言语学，旨在给英语专业的学生先容言语学各主要研讨范畴的基本知识，包含基本实际、提高汗青、主要准则、研讨办法、使用代价，等等。

我们开这门课时手头没有现成讲义，外洋出书的言语学导论类的讲义不少，但都不合适给中国学生用。于是，我们边上课边编著讲义，参考的是我们从外洋带归来回头的材料和教科书，依据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和承受才能编写。终极，我们3人互助编写了《简明英语言语学教程》一书，于1984年由上外洋语教导出书社出书，2002年经修订后更名为《新编简明英语言语学教程》，2010年又出了第二版。这本实用于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学期课程的讲义，因其内容掩盖较为全盘、言语简明、难度适中，切合本封建生的实践水平而被举国很多院校的师生所承受。从1984年问世到如今，总印数已凌驾100万册，对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科建立、讲义建立的作用不言而喻。

另一门课是给硕士研讨生开设的语用学课程。我在澳大利亚留学时期并没有上过语用学这门课，我是遭到玛塔的发蒙之后，本人研读有关文献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语用学的范围有多大，包含哪些内容，事先还不是很清晰，哪怕是如今，语用学也不是一个界限很明了的学科。但在事先，我最少可以推断哪些能算作语用研讨的内容。我以为，对言语研讨做最粗的分类，可以分红对言语本体的研讨和对言语使用的研讨。我感兴致的是后者，以为在这个范围我大概可以做一些深化的研讨。表明言语使用的奥斯汀言语举动实际和格莱斯会话互助准则，事先对国内的研讨生来说都是生疏的。于是我便有了给硕士生开设这门课、做点引介事情的想法，就用起先我的导师把我引进门的办法，也把我的学生引进言语研讨这块范畴。

1986年，我给上外英语言语文学专业言语学朝向的硕士研讨生开设了语用学这门课，现成的讲义一定没有，我把在澳大利亚学习时期积累的文献材料让学生拿去复印后作为讲义，上课以我解说为主，但是我以前开头注意学生的到场，要求研读文献、讲堂讨论。

我的《语用学提要》一书于1989年出书，比广州他国语学院（现广州他国语大学）何天然教师的《语用学概论》晚了一年。事先国内还没有一本比力全盘的先容这一新兴学科的专著，我国的研讨职员和言语专业的学生可参考的文献材料严峻不敷，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上外的“提要”照旧广外的“概论”，都起到了把外洋语用研讨的主要后果向国内引介的作用，关于推进我国语用学的教学和研讨具有紧张意义。1989年出书的《语用学提要》仅有七章，10年后，在我的3位博士生（俞东明、洪岗、王建华）的帮助下，《语用学提要》被拓展、更新为包含十章的《新编语用学提要》。由于很多院校的语用学课程是用英语开设的，不少同仁发起我们用英语编写一本相似讲义，于是2011年，我们又出书了Pragmatics一书。

我对上世纪80年代的追念并没有由于时间久远而含糊，由于谁人时期的影象和变革开放严密接洽在一同。由于谁人时期的学习、事情履历改动了我的人生。（作者系上海他国语大学传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获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教导学硕士学位，1991年12月赴美国俄勒冈大学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