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客栈(权力之奴：揭秘三个晚清知识分子的从官之路)

权利之奴：揭秘三个晚清知识分子的从官之路

徐世昌

1886年6月11日，盛夏初至，烈日似火，偌大个都城，居然无一丝清风。这一天，朝廷放榜，将公布殿试名次。湿闷的暑气令焦急渴望的士子们内心愈发躁动难耐。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日头偏西，朝廷的喜报才缓不济急。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年）恰外出拜客归来回头，于旅店门口见到上谕：“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十年寒窗苦读终有报答，徐天然悲喜交集，热泪盈眶，于当天日志中写道：“君恩高厚，被宠若惊，益当积极出息，以期报国承家也”。与此同时，在房中枯坐了一天的贵州籍考生陈夔龙（1857~1948年），也接到上谕。点儿背的是，他考卷以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兵部。而一同中式的贵州老乡赵以炯、李端榘等，均入翰林院，差事安定而补缺甚快，这着实令陈情何以堪！他不由捶胸顿足，慨叹上天不加眷顾。要说反响最淡定的，尚属蒙古正黄旗考生荣庆（1859~1917年）。听闻榜单，此君既未喜极而泣，也不愤愤不屈，而是安定地倚在枕上翻看历代名士字帖。

依照清代仕宦常规，若不出不测，二十年后（1906年），这三位“50后”士子应能位居要职，成为新世纪清廷倚仗的栋梁之才。果不其然，这三位科举同年日后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高官。只不外，一入政界深似海，约莫连他们都没预推测，几十年后的本人，居然蜕变为本人起先最厌恶的那类人。

清贫与被动

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清贫，毫无背景之人。

听说徐世昌呱呱坠地之际，“其状貌端秀，头角峥嵘，长老皆许为大器”。但是他的头脑仿佛并不灵光，尤其是应试才能较差，科考屡屡积极到场，成果次次榜上无名。白驹过隙，一转眼徐世昌已近而立之年，昔日的那股锐气消磨泰半，他也感受入阁拜相的抱负似只是一个白天梦。一次，徐乡试完毕，几位好友相邀聚于相国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问徐世昌将来有何志向，徐醉眼迷离，举杯苦笑道：“他日或大祧，或议叙，或幸成进士为即用令，若分免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河南旧有“金杞县、银太康”之称，堪为各州县中之上等肥缺。可见徐世昌此时颇为务实，在他看来，能统领一县、衣食无忧已实属忧伤，什么名誉显赫、位极人臣之类是相对不敢奢望的。陈夔龙亦然。八岁那年，陈父病逝。有人劝陈家三兄弟弃学做生意，陈母应曰：“一息尚存，不忍使廉吏之子沦于驵侩也！”于是陈母以“纺绩得赀，藉供馆谷，屡屡机杼之声，与余兄弟诵读之声彻于达旦”。虽生存艰苦，陈夔龙倒也安之若素，日复一日挑灯勤读，希冀经过科考改动运气。开始陈之文运颇旺，连战连捷，19岁便高中举人。孰料好运却忽而戛但是止，“南宫累次报罢”，眼看就要迈入三十岁的门槛。与徐、陈情况相似，虽是旗人，但荣庆七岁丧父，家景凄惨，“陋巷欺压，非复阀阅矣”。不外他资质聪颖，少年得意。要晓得，27岁便高中进士，这在清末满蒙显贵中堪数凤毛麟角。

既然这三位既不是出自官宦世家，亦非坐拥金山银山之富豪，故他们唯有从下层做起，期盼凭真材实料来为朝廷效能，谋得升迁。只可惜抱负很丰满，实际却总是很骨感。依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翰林院庶吉士举行辨别测验，成果优等者授编修，次等者授反思，及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假如成果不及格，不佳意思，那就请您持续学习，再等三年。徐世昌不通古学，文笔寻常，天然不受时任掌院学士的翁同龢老爷子待见。徐在这个净水衙门一待就是六年，竟不曾取得过一次外出掌管场合乡试的差事，乃至连当副手的时机都没有。好不容易结识了天津老乡王文锦侍郎，徐请他帮助先容新差事。王为人倒也通融，方案将徐保举至南书房，孰料大学士潘祖荫以为徐胸无点墨，尴尬此任，不予接纳，又将他撵回翰林院。事先翰林院有所谓“八红八黑”之称，“红翰林”天然是官运亨通的那一类，而“黑翰林”则是指仕途坎坷的官员们，徐即位列“八黑”之一。最令徐被动的是，熬到第八个年初，他终于可以外放河南，谁成想还未等朝廷发表委任状，母亲忽然病逝，徐只得暂弃升官动机，回家奔丧，其霉运可谓冲天。

荣庆也好不到哪儿去。供职翰林后，荣庆之生存仿佛未见任何转机。有清一代，京官最为贫困，他们时常入不够出，只得借贷过活。彼时之荣庆，便是这般境况，于是便成为都城押店和银号的常客。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八，他“以马馆百五并贽银百五还大德通。己丑（1889年）八月月朔借债，其他二百，另为立据付息。欠债累累，今始清二十分之一也。”同时，荣庆之仕途亦颇晦涩。据《清史稿》载，自高中后，他“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之时，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要钱没钱，要权无权，十载京官，荣庆着实惨淡。

固然，最悲催的莫过于陈夔龙。这位老兄自从赴任兵部主事后，几乎如坠入苦海而难以自拔。兵部在六部中可谓最差，按“京师习气，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唯礼、兵二部为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仍然书生本性，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终年测之，非二十年不克不及补缺。”这就意味着，即使再出色、再精良，陈熬到五十岁，充其量照旧个六七品的小官。

严酷的实际虽无声无息，但却报告这三人一个铁寻常的真理：书读得好，不即是官做得大；志向高远，也必需宁静落地。十年转眼即逝，徐世昌、陈夔龙与荣庆，已接近不惑之年，仕途的黄金年事渐行渐远。要么改动本人，要么持续留恋，人生的岔路口就在眼前。

陈夔龙

勾引与屈从

面临权利的黑光，信赖很少有人可以回绝勾引，尤其关于长时处于政治边沿的人而言。1895年前后，成为这三位“50后”仕途的协同转机点。

徐世昌起首“脱贫”。该年秋，徐与其拜把子兄弟袁世凯相逢。眼见老老大不上不下，袁世凯天然心有不忍，于是延请徐进入小站，掌管参谋营务。开始徐还优柔寡断，想保存翰林院岗亭。后眼瞅编练新军遗址如日方升，其势头早晚会坐大，高升天然时机多多，徐索性辞去编修一职，浑身心帮手袁世凯，为其献计献策，交友各路人脉，于是稳坐北洋系第二把交椅。

陈夔龙自不甘人后，于次年“开窍”。陈之发迹，与北洋也颇有关联。甲午之后，久蜇西安数年的荣禄重回中枢，出掌兵部。而恰值同时，连襟廖寿恒接替故去的许庚身，进入军机。陈夔龙于是恳请廖代为向荣禄保举本人。如今位高权重的廖，一改昔日做派，怅然允作说客，在荣眼前一番美言。不久，荣禄便亲点陈同其赴津查究小站军民纠纷一事。小站是荣切身指定的练兵试点，袁世凯乃荣一手提携的军事将领，说白了，这次赴津办案，纯属走过场。途中，荣问陈年事几多，补缺约计何时。陈对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叙补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须八年始能叙补。恐今生以冯唐老矣。”荣云：“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十分之遇。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未可躁进。”所谓“骨相气色”，恐怕是三分履历七分忽悠，并不靠谱。然其弦外之音则至为分明：陈若听从行事，不添枝加叶，保你补缺升官。吃尽官微言轻大亏的陈夔龙，天然参透荣之表现，一块察言观色，唯唯诺诺。当校阅练习时，荣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力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外表，旧军诚不免老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需保全，以策后效。”但是若按兵部条例，仅新军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袁世凯便可遭到重赏。但陈曲意投合荣禄，在撰写奏稿时笔下包涵，淡化历程，抹去罪证，终至此案不了了之。待此事办好，回到兵部，排在他前方的七名竞争对手，要么病退，要么调走，要么受罚，要么弃权，于是陈名次飙至第一，顺遂顶补缺位。可见荣禄已暗中运作停当。不久，荣禄更把参预北洋政务云云奥密之事交予陈夔龙，将其引为亲信。

反观荣庆，此时他官途虽略露曙光，但在为官之道上仿佛“提高”得有点慢。那他又毕竟凭何升迁？大抵两点。其一，事情仔细。一次，光绪口谕整理清秘堂藏书。荣庆不辞劳怨，亲力亲为，妥善安插部下分工摒挡，“自此旧书可保无遗”。不久，荣庆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见，从而给光绪留下较好印象。其二，廉洁自律。按理说，京官贫困，倘有他人孝敬，自应笑纳以解燃眉。荣庆则不然。终其终身，他明哲保身，殊为忧伤。但凡他人之礼，荣都一概拒收。清末巨贪周荣曜曾以厚礼向荣庆受贿，荣不为所动。荣坚拒行贿，大概尚有防授人以把柄的思索，不外此种作风确为他在政界换来极好的口碑。也正因十数年兢兢业业之屠杀，1899年荣庆终于取得外放山东学政的时机。而此时徐、陈二人，在仕途上已将荣庆甩开了半条街。

停止到1899年，徐、陈二位早已屈从于权利的魅影，一味追逐官位，将所谓家国社稷、担道抗势之情怀置诸脑后。而荣庆仿佛还经得起勾引，未完全腐坏。但是，不到一年，他也成为权利的仆从。1900年初，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拜候荣庆。此时恰逢荣母病重，袁热心为其保举医生、奉送物品。荣母去世，袁世凯先是“送经并焰口”，后待荣庆扶柩抵津，令“部下刘直牧永庆来吊，并署理火车统统”。真实是周到周至。但是荣庆对袁素无好感，但他明白，袁世凯眼前的背景是当朝大佬荣禄，与袁结好，便可攀上荣中堂这株参天大树。颠末对道义与势力的一番慎重权衡甚或是痛楚的头脑争斗，荣庆终丢弃了据守半生的政治信心，决计与权利同谋。一年后，荣庆便在荣禄的照顾下，“奉旨署理仓督”。荣庆事后致函坦露心迹，表现不负莳植：“唯一点血诚，不愿让前人独步，而识力气概气派，究不知撑到几分。”

放下了尊严，丧失了操守，打破了底线，背弃了抱负，这三位“50后”剩下要做的，便是在追逐名利的仕途上一块狂奔。1901年，陈夔龙如愿外放河南布政使，获取吸金之肥缺。两年后，他升任河南巡抚。1903年，载振出任商部尚书，特保授徐世昌为商部左丞。徐之前仅是六品官员，一跃成为三品商部大吏，这种超凡规提升干部之举，在整个清代也可谓异数。次年，他更是跃升为巡警部尚书。1902年，清廷破格提升荣庆任刑部尚书，旋即又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至1905年，荣庆晋协办大学士。仅仅六七年光阴，徐、陈、荣三人完成了平凡京官必要数十年乃至一辈子都遥不成及的升迁之路。

荣庆

官运与国势

身居高位，权倾一方，拥有云云绝佳之政治平台，正值五十出头的当打之年，这三位“50后”完全可以发挥其年轻时的巨大志向。殊不知在威权体制下，权利场中之辈，由于屁股决定脑壳，他们屡屡目光向上，更多从统治者的“最高指示”动身，其安身点无非四个字：“向导满意”。这在三人的政治举动中体现得极尽描摹。

1906年夏，围绕对否准备立宪之成绩，都城内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势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凯、端方为头领，力主学习东方，推行立宪；一派则以铁良、荣庆为魁首，尽力反抗立宪，横加拦阻。但是极富挖苦意味的是，慈禧终极却将草拟立宪懿旨的重担交予荣庆。这时期，袁世凯反复暗里拜候，以期凭私谊影响荣庆。孰料之后方世的懿旨，无非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堂而皇之地将立宪步伐无穷期顺延。想必荣庆事先费专心机、搜肠刮肚，完善是推测老佛爷圣意罢了。

徐世昌之伎俩，也十分拙劣。宣统元年，以载沣为首的那一批年轻皇室贵胄下场，他们对东方的兵器、修建、工艺、科技等颇为推许。事先徐恰好承继东三省总督，于是推测皇室心思，大搞外貌工程。据曾在东北边任职的丁士源爆料，“徐世昌赴东三省总督任时，携中央款二万万两，两年以来浪费颇甚”。单单制作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斲丧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此中簾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同时采买种种西式物品又破费十余万两，因此其办公场合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用出其右者。一次载涛自欧洲察看归来回头，途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使他“直把沈阳作巴黎”，于是对徐世昌的市政事情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载沣眼前表彰这位“市政建立标兵”。固然，徐云云大张旗鼓的透支财务搞城建，天然有人看不下去。事先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觉其财务收支上存在宏大毛病。于是多次上书载沣，哀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树为举国学习的典范，信赖“徐世昌是个好同道”，并未予以追查。

1909年，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新来乍到，便自我标榜曰：“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结新学家；二不够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化名士。”可见其政治倾向极为保守。然清末场面已至不变革必死的地步，像陈这种官员，仇视新学，回绝改造，只会激化分歧，令成绩愈加变坏。面临天津绅商学生之国会示威活动，陈外表安慰，暗里命军警强力弹压。一面尽力“维稳”，他却一面上书中央，报喜不报忧，声称直隶一片安靖祥和。民怨得不到及时劝导，反动便喷薄而出，眼见场面已去，陈只得告病去职，清廷最初一任直督便云云黯然离场。

辛亥之后，这三位高官被动“事先退休”，化身遗老。除了徐世昌于暂时隐居后再度出山，持续在政坛打拼外，陈、荣二人则躲入租界，依托多年宦海策划下的丰富积累，过着饶裕悠哉之寓公生存。固然，吟诗作赋、饮酒唱和之余，他们不忘叹一声前朝可惜，骂几句民国暗中，却从不曾反省己过：岂非唯权利密切追随的恶果，不恰好是国势日颓，终致推翻吗？

美国心思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以《圣经》中蜕化天使路西法的寓言为例，指出人在具体而特别的社会情境与权利体系之中，屡屡会走向恶的一面，此之谓“路西法效应”。该实际似对了解这三位“50后”士子的人生轨迹颇有启示。饱读儒家经典的徐世昌、陈夔龙、荣庆，在青年时何尝不愿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奉献才智，然在封建制度下，权利黑洞之能量过于强壮，几乎吞噬了统统，他们三人焉能幸免？

大概，在每一局部神中，都住着一位天使与撒旦的合体，它名叫路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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